序二

杨天石

中国古无政党，国家大事取决于以帝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可以称之为“帝治”。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发育。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自此统治中国大陆22年。这22年中，国民党长期标榜“以党治国”。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统治形式——“党治”。

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必须研究“党治”，即中国国民党的治国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作。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著作大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子。这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如何“治党”，即它如何发展党员、管理党员、从事党的组织建设等。这也是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只有将对于“党治”和“治党”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致对中国国民党的全面的认识。

奇生的著作研究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包括俄共体制的引入、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党治结构、政治录用、派系矛盾、吸纳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通过全面、严密的考察，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就从“治党”这一特定角度揭示出，在近代中国两大政党的角力中，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惨败的原因。学术贵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在于创新。本书所阐述的诸多问题前人大多没有做过探索，没有多少现有成果可资参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原创之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一些主题、章节、内容、叙述都大体相同的著作，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本书，相信读者当有焕然一新之感。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之上，同时，它的作者又必须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出清晰、严谨、科学的判断。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近年来又跑遍全国十多个省、市档案馆，广泛收集民国档案和相关的图书文献。本书所用资料很多都是作者第一次发现或第一次引用，从而为国民党党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同时，作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善于思考，并且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书新意迭出，对国民党的历史提出了许多在其他相关著作中很少见到的精辟观点。我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党史30余年，读本书，仍然经常有新颖而出乎意表的感受。

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质，也表现出一定的量。因此，历史要忠实地记录过程，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历史也要对处于特定过程中的事物做出质和量的分析。既往的某些历史著作，或忽视对过程的叙述，或重视“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因此，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全貌。本书比较全面地注意到了上述三个方面，而在“定量分析”方面用力尤勤。书内附有36幅图表，举凡党员成分、信仰、职业、年龄、文化程度、兼职、薪俸、地域分布等方面，都有数量统计，这在其他相关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旧中国普遍忽视对国情的调查统计，国民党对自己的“党情”也所知甚少。即使单从本书所附图表，也可见本书作者投入了怎样的辛勤劳动。

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很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某个特定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自然，历史学家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固属十分必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生硬地照搬境外的话语系统，以致不知所云。奇生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从书中的考察角度、话语系统可以看出这种吸收的痕迹，但是决不牵强，决不生硬，融合无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清人黄遵宪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奇生年方四十，正值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已经如此成熟，有了如此卓异的成绩，循此前进，成就大有望焉。

2003年8月13日草于长春南湖宾馆，8月22日定稿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