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20余年。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多年相当难得。但如依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这几乎是所有研究国民党党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受贬评和非议的要算其一党独裁的党治形式了。一党独裁不大得人心，但未必脆弱和不稳定。据亨廷顿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

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联系。实际上，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其命运也就不卜可知了。

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可大而别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不外乎“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观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鉴于既往国民党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本书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试图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的若干侧面做一考察，着重探讨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来描述。

本书研究时限设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之引入，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理论成为定制。1924年以后，国民党由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直至1949年衰败。在此期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对该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有何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资料来源上，本书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尽管国共之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分歧，其中难免潜存两党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鉴此，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尽量约束自己不做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

本书是在博士后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3年我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并从章开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秋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所工作。在此修业问学期间，得到导师章开沅先生和杨天石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撰写和修改定稿过程中，曾业英、张海鹏、耿云志、虞和平、徐辉琪、刘志琴、汪朝光、徐思彦、杨奎松、茅海建、马勇、马敏、朱英、徐秀丽、黄春生等教授，或给予观念和学理上的启发指引，或详予审阅和指正初稿，本人获益良多，衷心铭感。近代史所博士后站、科研处、图书馆的各位同仁对笔者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犊、曹必宏、郭必强、张克森等先生为本人查档给予特殊关照。谨此一并深致谢意。

多年来，内子万菁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初长成的女儿对其坐冷板凳的父亲亦能予以同情之理解。本人得以专心问学，与这种“小环境”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