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遗传

加藤嘉一对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多有不解，比如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官员有博士学位，做行政管理工作，要博士学位干什么。美国人也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聂圣哲在《旅美小事》一书中写道，一位在中国工作三年的美国人瑞恩认为在中国最有意思的是有不少官员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博士，“前些日子，有一个市长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有三分之一的市长都是博士，这真叫人不能理解，既然有了博士学位，你为什么要做市长而不去搞研究呢？再说，你为了得到博士学位要花费不少时间，这就比从二十几岁就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少掉了不少锻炼和对社会了解的机会，有先天不足啊！”

两位老外如此不解，一方面，表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知道有博士学位在中国官场多么受重用，不知道原来没有博士学位的官员想到一所大学拿个学位是多么容易；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思维明显不同于中国人的思维。

外国人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做最能发挥自己潜能的事，自己不擅长做研究，就不需要读博士；中国人会想，社会竞争如此激烈，多一个学位、证书，就多一块“敲门砖”，一步输，步步输。前者以兴趣为本位，跟自己比；后者以成败为本位，跟他人比。其结果是，美国学生读书做事，多主动、多发自内心；中国学生多被动、多身不由己。

上文谈到的黄姓分析师撰写的股票书，内容牵强附会、自说自话是显而易见的，再深究一下，写出这类书籍，除了商业动机之外，还有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既然前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易经》是百经之首，《孙子兵法》是兵家大法，它们已经广泛运用于政治、军事、企管领域，那当然就可以运用于股票投资；天地周而复始，股票涨跌起伏，两者大道就应相通，用中国古代经典这一人类最高智慧一定可以解决股票投资中所遇到的问题。

要是西方人，绝对不会这样想。尘归尘，土归土，一码是一码。古代经典是否神奇，先在逻辑上分析一轮，再用大样本资料检验一番。逻辑上是否有根有据，先看前提以什么为依据，推理过程是否严谨，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才有可信性。光有逻辑还不行，还要用事实来检验，不是用几件事例来说明一下，而是要用大样本，要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扰，经过如此检验的观点才真正值得信赖。可是，连古代经典中的一些基本术语，像道、卦、经，都含义模糊、逻辑混乱、检验缺失，在此基础上想建立一个什么股市理论，纯属扯淡。

中外思维上的差异，不仅能从东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出来，在新闻报道中也时而可见。在一位西方人写的《思维版图》一书中，作者就以当年中国留学生卢刚制造出震惊中外的美国校园枪杀案后美中新闻报道为例，分析东西方人在思维上的区别，发现各自关注的重点及思维路径是不同的，如西方人重视事件当事人的人格特点，而东方人则重视事件发生的环境。

根据日常生活及思维与行为学科的论著，我们大概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整体上，中外国民在思维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

这背后的因素一定众多。笔者在此不想，也没必要做全面的梳理，只想谈论一点，这与各自的文化历史脱不了干系，因为文化历史与一国国民息息相关，既是国民的产出，又会反过来影响国民的方方面面，包括思维。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会通过种种途径来影响其国人的思维，途径之一就是历史典故、文学名著及思想观点。这些精神产物代代相传，会像一种基因深深影响国人的思维。或者说，我们的思维里蕴含着由本国历史文化所构成的思维胚胎，或称之为思维遗传。

发生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历史及后人相关著述、评书、戏剧、民间传说，尤其是有着四大名著之一美誉的《三国演义》，所有与三国相关的历史文化，因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与深远影响力，一定成为中国人思维的重要塑造者。说得煽情一点儿，它们会以一组遗传密码的方式植入中国人的思维，构成一个有趣的跨越几百代人的文化、精神与思维遗传现象。

笔者的如此非常之说，并非哗众取宠，也是有感而发。君不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尤其是由文学作品所渲染的众多传奇故事，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显赫的位置，不论是民间、学界还是官方，对三国的热情始终高涨，其故事流传甚广，其影响经久不衰。可能没有另一段中国历史会像三国时期那样妇孺皆知，那样妙趣横生。说三国，品三国，不受时空的限制，不随朝代而更改，不因派别而压制。上至政治家、军事家、文人，下至商人、普通百姓都读得津津有味，听得全神贯注，看得如醉如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拍成电视剧，生成大量相关的书籍。一千多年来由三国生发出的精神产品汗牛充栋，在中国文化中蔚为壮观。

这段历史如此深受人们喜爱，其要素在笔者看来，由其鲜活的人物、宏大的事件与传奇的色彩三者构成。人物方面，帝王将相、百态人生、英雄佳人，无不尽在其中。事件方面，王位争夺、两军对垒、战略战术，无一缺少。传奇方面，从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借东风，到七步诗等，让人目不暇接。

这些要素所传递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内涵肯定很多，但对中国人影响最为深远的恐怕是其中这样两点：一是争霸，二是计谋。

在争霸中，对皇位、天下、地盘的争夺是重中之重，从诸侯纷争、三足鼎立到最后的天下归一，无不体现出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文化传统。从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到孙权联合刘备，在赤壁打退曹操，好像没有几日安宁，残酷而充满血腥。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有你没我，这是三国争夺的共性。宁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是三国头号人物之一的曹阿瞒的座右铭。

争霸除了靠武力之外，还得依靠计谋。诸葛亮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人一生指挥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在和不同对手的较量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的战略战术运用得非常灵活。比如，周瑜欲取南郡，费力与曹军厮杀，最后却被诸葛亮轻取；他欲用美人计逼刘备还荆州，却被诸葛亮识破，落得赔上夫人又折兵。

但这位被《三国演义》神化了的人物，常常耍一些小聪明、小伎俩。早在隆中，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时，提出了联吴抗曹的外交策略。但执行政策时，没有表现应有的诚意。出使东吴，手段诡诈，为双方后来争斗埋下祸根。尤其处理荆州问题，不能想出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给东吴以幻想与可乘之机。导致关云长丧师失地，败走麦城，被东吴劫杀。最终激起蜀吴纷争，双方元气大伤，曹魏坐收渔翁之利。

这人自不量力，连年征伐，结果透支了国力，导致了蜀政权的日渐衰落；他用“亲征”去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却把国家葬送在了庞大的“面子工程”里；他善于短线投机，擅长靠别人的失误来获利，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权谋高手司马懿。

《三国演义》不顾史实，有意无意地把诸葛亮塑造成完美的人物，把智谋不恰当地无限拔高，这就难逃宣扬权谋、坏人心术的嫌疑了。故，主流社会有了一个消毒的说法，叫老不看“三国”。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浓郁的计谋、权谋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三国演义》。

身处计谋、小聪明、投机取巧文化气氛之中的中国人，当然不能理解老外的一些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有近路不抄，有小钱不赚，认为这是大脑缺根筋、冒傻气。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股票投资就得靠计谋取胜，股市三十六计，招招暗藏杀机，步步阴损莫测，最终就是一零和游戏。价值观念、财富增值、正和游戏、理性思维，只进入少部分投资人的大脑。面临洪水般的大多数，这部分人并不具备左右市场的力量，而权谋一族们总有可资利用的机会，玩弄股票于手掌。那些不明就里的大多数，不是成为自己无知的牺牲品，就是成为权谋一族的刀下鬼。

最后，有必要给上述两位日本学者的观点添加一个注脚。他们说中国人不爱看书，这不完全对，中国人特别爱看一类书：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李宗吾的厚黑学、还有与《三国演义》有相似之处的一批当代官场小说，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有一本书叫《二号首长》，副标题是《当官是一门技术活》，第一部于2011年5月出版，投放市场的头一个月就售出10万册。到当年10月，即第二部出版后一个月后，这两部书的印刷版共售出63万册，此外，还有大量的盗版。据《参考消息》2012年6月25日报道，该书的热销景象及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居然引起了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关注。

老美，眼光够贼、够战略，盯上老中的阅读偏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