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架接：第三波的仕绅化、都市再开发计划与国家再层域化

1  第三波仕绅化的崛起

仕绅化（gentrification）的主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同学术领域的关注，包括社会学、地理学或都市研究的学者，都对仕绅化的研究表现出兴趣。早从1964年Ruth对伦敦市中心衰败地区的现象描述开始，经历Smith（1996）等人描绘仕绅化对地方与小区的影响，直到近年来重新被提及对都市政策的重要性，都说明这个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对各个不同学科的重要影响价值。近年来仕绅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地整合在公共政策的议题之中，超过了原先讨论的资本、社会和文化内容，而形成新的研究趋势。事实上，新的研究尝试从专注私人部门的作用转换到关注国家（state）对仕绅化影响的趋势，以此作为新的论述主轴，强调过去所忽略的仕绅化作为“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策略角度。而这个利用“积极的仕绅化（positive gentrification）”作为启动“都市活化（urban renaissance）”机制（Lees，2007:231；Davidson，2008）的研究焦点，则普遍被近年来的研究学者定义为“第三波仕绅化（a third wave of gentrification）”（Hackworth，2000；Cameron and Coaffee，2005）。

从都市再生的角度看来，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经历了大量都市土地转换的过程，许多推动中的大型都市（再）开发计划［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UDPs］也都支持第三波仕绅化所产生的结果（Swyngedouw et al.，2002）。Smith（2002）视都市再生为全球都市策略（a global urban strategy）的仕绅化，除了发生在传统城市中心的转型之外，近年来大型地区的开发投资项目和新建造的开发计划（new-build redevelopment）也都囊括在这个议题之中。所谓的“新建造的仕绅化（new-build gentrification）”（Davidson and Lee，2005，2009；Cameron，2003；Shaw，2002；Lambert and Boddy，2002），不再如同过去仅存在于衰败的旧市区，或是社会的替换（displacement）现象而已。所以，仕绅化的研究不仅只是提供中产阶级的不动产市场状况、旧有财产权的更新和新单位的再发展等的议题，近年来的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复苏计划、棕地（brownfield）再生运动，或是水岸（waterfronts）地景的再开发等，都标志了仕绅化的研究转向，也开创现今仕绅化议题中丰富的研究内容（Boddy，2007；Davidson，2007；Davidson and Lees，2005；Hamnett and Whitelegg，2007；Lees et al.，2008）。

建构在全球这些大型都市再开发计划的论述之下，本文的重点不仅讨论新的仕绅化主题，而且包括了国家与空间再层域化（rescaling）的讨论内容。由于现今第三波仕绅化的研究仅浅显地置入国家角色的观察，尚未形成具体理论架构，本文尝试引入“再层域竞争的国家政体（rescaled competition state regime；RCSR）”（Brenner，2004）的研究观点，以更有说服力地说明国家介入都市空间再结构的正当性。尤其是透过在目前全球化（globalization）所引发的城市竞争的假设下，各城市藉由企业主义所推动的都市再开发的趋势，说明国家藉由仕绅化的手段进行空间层域策略（scalar strategies）的过程，顺利地达到再造都市产业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创造城市投资机会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目的。因此，本文分别从仕绅化与空间再层域的两个研究的基本理论出发，说明这两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但更重要的是，串接在仕绅化与再层域化研究中的共同主轴——国家的调节角色，是两方面都无法忽略的议题，这也是近年来许多“策略关系的国家理论（strategic-relational state theory；SRST） ”的学者对空间再层域化所试图强调的重点内容（MacLeavy and Harrison，2010）。因此，本文的主旨是藉由近年来全球各城市所进行大型都市再开发的计划，或者描述为“新的巨型计划（the new mega-project）”（Orueta and Fainstein，2008），试图说明这些计划与国家所尝试建构的“再层域竞争的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计划所企图推动都市再生的仕绅化效果，并架接这两方面理论之间的间隙（图1）。

图1  本文建议的第三波仕绅化与国家理论化架构

２  第三波的仕绅化与新建造的仕绅化

仕绅化在城市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研究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与地位。早期仕绅化的研究探讨邻里变迁的过程与特殊的空间再结构的模式，近年来由于新的元素注入，开始涉及政府部门的发展角色、商业活动与环境变化和低容忍治安策略（zero-tolerance policing strategies）等方面的议题（Atkinson，2003；Atkinson and Bridge，2005；Smith，2002）。Slater等人（2004）认为，现今仕绅化这个用词包括了有关于“不同收入阶级的民众与较富裕阶层的空间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个定义说明了仕绅化的想象是被限制在城市中心与历史性邻里单元内专有的过程。然而，从都市空间功能的转换而言，Clark（2005）说明仕绅化其实是包括了土地使用者变迁的过程，以及透过固定资本再投资在这些建成的土地上和它所牵涉的影响，尤其是针对一些新的且较高社会经济状况的使用者而言，远超过对原有使用者的关心。藉由这些学者的建议，在新的仕绅化议题之下，许多都市政策都试图透过鼓励中产阶级进入这些衰败与混杂的地区提升仕绅化的效果。正如Smith（2002）指出，在英国的都市政策例子中，“都市再生”的用语表示了在都市景观中仕绅化的一般化结果。这个标签提供更多的概念与内容给予全球各城市作为发展的参考，并且现实上通过中产阶级的回迁带动环境质量的提升，以及创造可居性城市（livability city），吸引大量的城市投入这个政策性的操作，同时促进城市的社会和谐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事实上，在北美和欧洲的都市发展历史轨道中，大致可以将仕绅化的研究区分为三个时期（Hackworth，2000）。第一时期仕绅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Ruth Glass（1964）对伦敦都市内破败的街区观察所得到的心得，重点在于描述仕绅化的发生现象、成因与结果。第二个时期的研究则紧接在70～80年代之后，研究的焦点则与都市经济的再结构过程对话，以及开始定义一些相关的议题（Smith，1996；Ley，1996）、发生的机制（Hamnett,1991）和可能所带来正面与负面的影响（Ley，1996；Caulfield，1994）。由于这个阶段大量的案例开展与比较，以及与社会结构理论衔接，使得这个时期的研究被描绘成为是仕绅化的“定锚阶段（anchoring phase）”（Hackworth, 2000）。90年代以后发生的第三阶段，则是把研究的重点放置在强调仕绅化的一般性的论述，而这个论述藉由仕绅化的机制与过程被定义在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内，另外赋予了新的政策内涵与空间意义（Lees et al.，2008）。由于近年来这个研究主轴的移转，促使仕绅化过滤更多有关于公共政策的论述，也使仕绅化研究产生更多的批评观点 （Lees，2007）。

Hackworth and Smith（2001）认为这个发生在“后大萧条时期（post recession）”复苏的仕绅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即在先前阶段所讨论的邻里变迁基础下，新的仕绅化过程是否包括了这个历史的持续性？事实上，这个结果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现今仕绅化的研究是多向的，而且由于仕绅化发生在不同的区位与基地，以及演进成不同的型式与过程，以至于不再有单一的定义可以描绘它。譬如以发生的区位而言，仕绅化的过程已逐渐在全球各个城市发生 （Smith，2002；Atkinson and Bridge，2005）——不只在英语系的国家发生，同时也在东欧、南美、加勒比海和亚洲的各个国家发生，这使得研究者开始研究这个全球仕绅化的内容。而且，新的仕绅化不仅发生在不同的文化国度，亦开始从市中心的基地转移到城市的郊区，甚至是一些乡村地区。这些研究区位的转变，正说明了第三波仕绅化丰富的研究想象力与多变的议题。

伴随第三波仕绅化新的发展趋势以及仕绅化所扩展延伸的内容，许多新的定义与主题大大丰富了这一波仕绅化的研究内容。譬如，仕绅化不再受限于一些低投资报酬的地区，有些经历仕绅化的地区可能已经经历过前一轮的仕绅化结果，如今面临的是再投资所带动的再仕绅化（re-gentrification）过程，甚至形成所谓的“超仕绅化（super-gentrification）”型式 （Lees，2000，2003）。其他一些有趣的主题则伴随研究的主轴，或是不同的仕绅者（gentrifer）定义，则有不同的新的研究范畴：如以乡村的不动产投资为研究目标的，则被命名为“乡村仕绅化（rural gentrification）”（Phillips，1993，2004；Ghose，2004） 以及它所配合进行的“绿地化乡村性（greentrified rurality）”（Smith and Phillips，2001）；以旅游发展为导向所带动的空间再构与地方不动产价格的波动或提升，被视为“旅游仕绅化（tourism gentrification）”（Gotham，2005）；以重要大事件举办或常态性的庆祝活动进行为目的所带动的不动产市场热络现象，则是“事件仕绅化（eventification）”（Jakob，2012）；以大学或高等研究机构作为国家投资为目的，且带动地方小区繁荣与复兴的仕绅化现象，则被定义是“学仕化（studentification）”（Smith，2005，2008；Smith and Holt，2007）等。

即使在这些多变的议题之外，另一个从仕绅化所发生的区位与形式中区别而衍生的“新建造的仕绅化（new-build gentrification）”，则被归纳是这一波仕绅化研究延伸辩论的新主题——“一个本质变化的仕绅化（‘one of the mutations’ of gentrification）”（Davidson and Lee，2005）。这个新的仕绅化强调了城市中心新发展的地区被开发商引进了大型、新的住宅与商业复合建筑，以及昂贵的豪宅不动产，它与传统的仕绅化区别在：住宅并非开发的全部内容、对象也非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这个本质上的不同引发了一些争论。Lambert and Boddy（2002）和Boddy（2007）等学者质疑城市中心新建造的住宅发展项目，其过程是否可以被视为仕绅化的一种型式，或是较好的解释成为住宅化（residentialization）？因为它只涉及邻里人口变迁的状况，仅是替代（replacement）的一种型式，而非取代（displacement）（Davidson，2010）。Smith（2008）则认为城市内部的新建造发展不可被指称是仕绅化的一种型式，而这些持反面看法的学者则支持，这种类似的情况只可被视为“再都市化（reurbanization）”的过程（Boddy，2007；Buzar et al.，2007）。然而，Davidson and Lees （2005）从伦敦泰晤士河旁的景观住宅更新过程中发现，尽管在这些原本的棕地（brown field）上没有发生直接取代（displacement）的事实，但是以社会文化方式与间接性的方式，仍存在取代的现象，例如在不动产租赁的价格上产生了变化，同时在邻近小区的居民也引发了被取代的恐惧,即是所谓“‘都市寻租’团体（‘urban seeking’ group）”的侵入。

尽管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但很明显的，“新建造的仕绅化”是发生在后工业都市（post-industrial cities）人口与景观变迁的一个例子是无庸质疑的。对理论的演化贡献而言，这个新的论述认为仕绅化不仅发生在建成的住宅区，亦可发生在荒废的，或是城市内空置的空间，如棕地、水岸地带等，因为透过这些空间的改良与规划，不仅重新结构新的都市空间，同时带动城市内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以及塑造城市内重要的发展策略区位（Shaw，2002；Cameron，2003；Davidson and Lees，2005，2010；Visser and Kotze，2008；Davidson，2010；Doucet et al.，2011）。因此，新建造的仕绅化在区位上与传统仕绅化相比更为广泛，取代与替代的条件也较为间接，对于仕绅者与兴建的目标也不同于早期仕绅化的定义。

总而言之，仕绅化的型式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变化，并且更多不同的定义与角色包括在这个型式内而受到重视。尽管仕绅化依旧是采取传统典型的过程，即另一个仕绅者透过仅有的血汗钱，或者藉由雇用修缮工作与室内设计者，更新低价值或废弃的旧有建物，有计划地引导邻里单元发生所谓的“具体中产阶级（embourgeoisement）”（Ley，1996），并且在特定的邻里中被较少的富裕阶层所取代（replacement）。事实上，如同上述所举例的，新的仕绅化在型式上却有不同，包括不同被引用的条件与情况，以及不同的区位分析及本质变化（新建造的仕绅化）。但重要的是，“国家导向的（state-led）仕绅化”是一项重要理论转向的新尝试——它暗示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积极地尝试推销与支持仕绅化的进行，同时也成为大多数学者所指称的“第三波仕绅化”研究主轴（请参考Atkinson，2002；Hackworth and Smith，2001；Lees，2000，2003；Slater，2004；Smith，2002；Wyly and Hammel，1999）。

３  国家在仕绅化中的积极角色

令人好奇的是，当仕绅化不再被看待成为一个城市的空间过程或现象，而转换成为都市政策的一部分时，由此引发相关的问题：其转换的动机是如何被建构的？其政策将达到何种目的？或者说仕绅化在都市的治理（governance）结构中究竟扮演何种重要的角色与地位？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便是仕绅化为何能吸引城市的治理阶层，并大量地被鼓励在城市中进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政府行为中有经济的逻辑是必然的结果，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在仕绅化和社会融合（social mix）彼此之间的紧密关系。如同城市为了吸收外资彼此竞争一样，或者是提升城市到全球仕绅阶级一样，这些政府的策略或目标都试图营销自己成为可居住的、可接受的、友好的和具有大都会文化的地区，并且取得世界上较佳的城市排名（Smith，2002；McCann，2004；Rose，2004）。这些概念提供给政策决定者转移政策焦点的诱因和逻辑，让既有的政策远离服务或保护较低收入的邻里单元，同时把重点放在管理和具有包容（inclusive）性质的仕绅化政策（DeFilippis and North，2004；同样参考Slater，2006、2007）。因此，透过减少社会经济的隔离和延伸小区的社会组织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目的则在于它所激发的想象工程——“带领中产阶级回到中心城市”的效果（Lees et al.，2008；Rousseau，2009）。

毋庸讳言，从城市中心一些零碎片段的记忆转移到大尺度的都市开发策略是现今仕绅化所强调的重点，而这个仕绅化的转换激发更多的研究焦点放置在再概念化治理网络的角色问题上（Slater et al.，2004）。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对仕绅化研究的焦点较少有系统地解释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阶段如何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如何形构仕绅化的过程（Slater，2004）。其中一个研究的例子是由Hackworth and Smith（2001）完成的，他们指出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矛盾的，因为国家被包裹在仕绅化的过程，是由于国家大力鼓吹私有化的结果：

首先，持续演化的联邦国家给予地方政府许多发展的压力，为的是希望地方政府透过积极追求都市再发展与仕绅化的方法提高地方的税收。其次，仕绅化广泛地散布在都市地景绝少的地方将增加利润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是个人资本者所无法管理的部分。最后，朝向后凯因斯主义的治理模式，使得国家从社会再生产的计划中脱离，就其本质而论，保护工作阶层的方法更容易受到争议（Hackworth and Smith，2001）。

（注：字体加深部分为作者自行加注。）

Uitermark等（2007）认为要了解这个“国家导向的仕绅化（state-led gentrification）”（Lees，2000），必须看待这个主导地位的重要性远超过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处理政府与制度的面向。他们所举例的荷兰政府与其治理伙伴，如同其他国家一样，都试图在国家逐渐失去掌握社会控制能力的地区努力重建社会规范。因此，为了了解国家导向的仕绅化的形式、尺度和范围，Uitermark 等人发展了一套理论架构，试图强调政府代理者与它的制度伙伴所共同建立的操作目的。至于这些目的，则被解释为由于邻里的衰败影响了这些制度性角色的执行能力，从而无法在这些贫困地区正常地操作日常规范性的服务与工作。因此很明显，他们认为服务中产阶级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事实上，仕绅化是一个方法，是透过政府组织与他们的事业伙伴引诱中产阶级进入低投资的地区，达到他们再次教化与掌控邻里的目的。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温哥华市中心南区邻里开发计划（Vancouver's Downtown South）”的例子，可以说明政府推动仕绅化的结果与影响（Ley and Dobson，2008；Davidson and Lee，2009；Quastel，2009）。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菲尔福（Fairview）这个地点便开始了仕绅化的过程，不过那时参与过程的角色包括有：中产阶级的仕绅者、建筑业者与开发商、市场营销人员和当地的地方政府。但是到90年代后期所推动的仕绅化，地方政府则扮演了主导的地位。1991年，温哥华市政府拟订了“市中心南区邻里开发计划（the Downtown South Community Plan）”，为了取代格兰岛街（Granville Street）南段环境破败的地区，在计划中预计建造一个高密度且混合住宅的邻里单元。这个地区原本居住了许多贩毒、卖淫与无家可归的低阶层城市居民，包括了城市14%的低收入家庭，且大多是一个房间的居住型式（single room occupancies；SROs）（Lees and Demeritt，1998）。拟订的新计划说明了其中的意图：

当新人口进入这个邻里，并且邻里的结构开始改变之前，一定要非常积极地禁止发生非法的行为。当更多的人口进入这个地区居住而且工作的时候，Granville Street势必会开始转变。他们的购买与消费能力将会逐渐地转换这个地区商业活动的形态与结构（City of Vancouver，1991）。

直到今日，这个地区居住的单位从1991年的2 700提升到现今的12 000，其中仅有1 000户不是藉由市场行为取得的。这个开发的构想的确吸引了对高密度住宅有兴趣的消费者，然而当计划开始执行，由于地区内的70%低收入与单房居住型式的住宅大多属于私人所拥有，因此无法很容易地被直接地由其他型式的住房所取代。考虑到这个状况，透过向开发商以索取拆除每一单位单房居住型式的住宅1 000美元的费用建立基金的方式，为未来建造社会住宅提供直接的资金补助，这个做法无疑是城市政府顾虑仕绅化指控的一个回避方式。现在，市中心南区地区是一个受到注目的新建中产阶级的邻里小区，而且之前存在的低收入小区已经消失，许多衰败的地景也被新的建筑型式所大量取代。因此，温哥华市中心南区邻里开发计划被认为是具有第三波仕绅化的代表性例子，而且是一件“新建造的仕绅化”的代表（Davidson，2010）。特别是这个案例代表了两个重要的条件：国家的介入（state intervention）（Shaw，2005）与资本的大尺度空间调度（the large-scale deployment of capital） （Hackworth and Smith，2001）。事实上，在最近这几年来，这些大型且新建的仕绅化策略紧密地与政府的介入主义（government interventionism）交织在一起，藉由一些有关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建立社会融合的小区环境等愿景支持他们所推动的政策论述（图2）。

图2  格兰岛街都市水岸更新的现况

不可否认，早期的仕绅化研究倾向于强调个别仕绅者与不动产投资商的重要性，鲜少把国家的角色放在重要的构面上。依某种程度来说，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反映了接受仕绅化的偶发机制状态，而且这个支持却是被事后所提醒与注意的（Hamnett，1991）。其实从仕绅化的发生与开始而言，仕绅化的过程不可忽略地受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住宅计划或都市相关政策所影响（Gotham，2005；Hackworth，2007），并非只是私人部门的投入而已。因此，如同一直以来Neil Smith（1996，2002）所关注的研究焦点一样——仕绅化的研究被置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都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的研究框架之中，同时被视为仕绅化重要作用者的国家角色也在研究中开始被重视，而不仅只聚焦在公私部门的合伙关系（the partnership of between public-private；3Ps），与它们所建立的都市成长的机制罢了。尽管早期的仕绅化过程中，国家凭借社会政策的介入参与其中，但却不像现今这个时期转换为积极地参与此过程，甚至成为仕绅化最主要的决定力量。由此清楚地表明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正意味着政府将重新被定位为在不动产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的角色，它不像过去只是提供社会住宅，或是公共补贴的消极管理主义作为而已。现今政府把仕绅化视为都市空间再层域化策略的推动角色，这对推动仕绅化的地区而言更具有意义。因此，这个第三波研究转移的最大差异，便是把仕绅化由都市变迁的详细观察转换成为都市政策的有效工具，并且成为国家财富累积与社会控制的一项方法。

毋庸置疑，这个议题的转移受到近年来学术界的重视，同时提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纷纷加入这个国家与仕绅化之间关系的辩论，并且尝试解释国家在仕绅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Cameron，2003；Uitermark et al.，2007；Murphy，2008；Visser and Kotze，2008）。正如一些文章所言，了解国家如何透过仕绅化的手段达到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目的固然是重要的，然而国家如何超越其他角色给予仕绅化都市空间上的必要性与定位同样是不可遗漏的议题。确实，国家处理仕绅化的正当性似乎在这个推动全球都市政策的条件与背景下更为明显，尤其在许多学术论辩中认为全球化支解与淘空（hollowing out）国家能力的同时，国家导向仕绅化的论述如何更有说服性地说明国家“导向”与“积极”的必要存在，由此可以了解为何这种仕绅化研究是必然的结果，以及由此接受仕绅化为何成为一个国家操作的空间层级的策略（scalar strategy）。因此，接下来本文将针对目前第三波仕绅化研究转向中所忽略的理论充分展开，试图弥补论述转型的不足，同时将国家与空间层级之间的关系具体化，并透过都市再开发计划有目的地把全球化的想象（imaginary）与仕绅化相结合，从而在第三波仕绅化的研究之中建构起完整的国家论述。

４  全球化与都市再开发计划

近二十年来，全球许多地方政府强力的推销与执行大尺度的都市再开发计划，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力，同时加强所在城市与区域的国际竞争地位，如建设博物馆、水岸开发、展览大楼与专业园区、商业金融中心，和推动国际地景的大型事件等，都是都市再开发计划的代表。为了推动这些重大计划的进行，各个城市试图从城市内部的一些荒废、闲置或淘汰的土地找寻较大尺度的转换机会，并且赋予创造这个转换计划一个可以想象与追求的视野与愿景，为这座城市重新定位与累积未来可以投资的机会。确实，大尺度的都市再开发计划已成为许多城市领导精英所普遍追求的都市再生策略，它的目的是为了地方的经济成长与竞争力的提升（表1）。实际上，这个再生的策略是积极地规划、拟订、实现和形塑新的经济与政治政权所推动的一种都市政策，尤其是它被灵活地操作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的各个空间尺度。这些计划不外乎是一个发展逻辑的实质表述——主要是把大尺度计划与地方营销（place-marketing）视为刺激未来成长与增加竞争力的方法，并且藉由这个方法达到吸引资本的目的。Swyngedouw等人认为（2002），这类型的都市计划不是政治与经济转换的结果、理由或反应，相反，这类型的都市再开发计划其实是都市与政治变迁的催化剂，它刺激了这个过程不仅发生在地方的空间尺度，同时也发生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的空间尺度。

资料来源: 引自Swyngedouw等（2002）。

在这些重大的都市再开发案例中，毕尔巴鄂通过建设新的古根汉博物馆（The Guggenheim Museum Bibao；GMB）作为复苏地方发展的方式近年来受到许多学术研究与政府官员的关注（Vicario and Martinez-Monje，2003；Plaza et al.，2009；Gonzalez，2011）。这个所谓的“古根汉效应（Guggenheim effect）”（Plaza et al.，2009）或“大古根汉化（McGuggenisation）”（McNeill，2000）的论辩内容，质疑古根汉博物馆是否真的为地方或区域带来成长的动力？以及支持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多数研究确实承认古根汉博物馆的兴建为毕尔巴鄂这个城市带来都市更新与再成长的机会，也成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发展与邻里仕绅化的代表性案例（Vicario and Martinez-Monje，2003；Vicario and Martinez-Monje，2005）。此外，在Plaza等（2009）对这个地区的艺术形构成就调查中发现，古根汉博物馆的兴建除了吸引大量的观光客到来之外，由古根汉博物馆所带动的艺术景观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其中包括了地区内原本大量废弃的不动产转化为艺术事业所衍生的相关行业使用，如画廊、艺术工作室、艺术工具供货商、营销和销售经纪行业等，它不只为毕尔巴鄂这个城市带来新的建筑景观与大量的旅游人口，同时也形成了区域内的艺术设计产业网络，增加了学习与创新的机会。不同于一般仕绅化的效果，这些艺术地景是古根汉博物馆大型开发计划的另一类型影响。对地方发展而言，大型都市再开发的型式的确为地方的不动产和社会结构带来不同的结果与发展，而这个架构在全球竞争下地方发展的策略模式也受到许多地方政府的欢迎。

Orueta and Fainstein（2008）同样支持都市再开发计划对都市再生的贡献，他们以“新的巨型计划（new mega-projects）”命名发生在现今这个时代的大尺度计划。Lehrer and Laidley （2008）也认为过去的巨型计划大多聚焦在政府的大型公共建设，或者是私人商业投资项目上，较少产生政府部门的涉入私人投资，以及较复杂土地使用型式的多样性投资。然而由于许多专家无法完全掌握成本与效益的评估，使得过去的计划经常沦为“权谋政治的规则（Machiavellian formula）”（Flyvbjerg，2005），而非人民与社会所实际需要的。因此，Fainstein（2008）以伦敦大泰晤士河河岸（the larger Tames Gateway）、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 City）、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西洋庭院地区（Atlantic Yards in Brooklyn）和阿姆斯丹南区南轴和东南区（the South Axis and Amsterdam Southeast development）四个地区为研究案例，说明这些新的巨型计划几乎都是采取非常复杂且多样的建筑与土地使用型式，并且配合了许多精密的金融投资分析技巧，以及执行公私部门的合作方式达成最后的目的。其次，Lehrer and Laidley （2008）则以多伦多水岸空间再发展计划（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proposals）为例，认为巨型计划说明了从集体利益到公共利益个别化的型式转向，并且明显地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然而，这些被视为都市再结构的区位其实都有共通点：它们已经失去过去使用的价值，现在则在后福特主义的都市经济（the post-Fordist urban economy）中占有非常无穷的开发潜力（Rodriguez et al.，2001）。这潜力实际上是后工业城市（post-industrial city）所拥有的特质，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下，这个特质将有助于城市进行都市的再结构，与产业的转型发展。如同Olds（2001）所认为的，都市巨型计划的新型式包括了转换为零售业使用的都市空间，以及它的建筑外观与特殊的土地使用型式，甚至于是这些都市地景的社会实践。因此，在面对全球化城市竞争的风潮下，新时期的巨型计划为许多城市带了更多的空间转换，而且通常符合中产阶级与较高阶层特殊消费者的需要（Zukin，1998）：①水岸空间的活化；②旧制造业与仓储地区的再生；③新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造或既有的扩充；④城市历史街区的复苏。

尽管巨型计划的实质内容与其在新时期的意义值得说明，但是在计划形构过程中分析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因为国家决定了上述这些城市的计划是否可以成功，以及各地有所不同的结果。Orueta and Fainstein（2008）所特别强调的是，她们引用的Brenner and Theodore（2004）所提议的分析方式——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the neoliberal national state）偏好利用这个必要的架构，在相同的时间内帮助或鼓励大型都市计划成为有助于提升治理和市场导向发展的去中心模式。实际上，依据Brenner（2004）的想法是，各层级的国家都积极地协助私人部门的行动，远超过他们自己扮演一个开发者。这个想法便说明了为何近几年来各国政府偏好谈论都市的成长与他们的竞争，而较少把施政的力量放在移除贫民窟和衰败地区之上（Swyngedouw et al.，2002）。因此，大型都市开发计划推动的逻辑，都仍脱离不了国家尝试塑造新的空间与累积资本的基本意图，同时它也带给地方试图连结全球经济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机会或远景。所以，特定的大型开发计划本身所反应的不外乎是面对全球竞争压力与整合都市与区域甚至是国家的调节和治理能力，而且不论计划是来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它们都追随了全球的发展趋势，也描述了新型式的国家和地方政策，并且将它们的内容整合在地方的发展条件之中。这些承担了都市再生目的的“空间想象工程（imagineering）”（Cochrane and Jonas，1999；Boudreau，2007）转换了都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活化了城市内废弃的土地。尤其是这些土地租金的刺激将有助于地方与国家财政的收入，同时新的产业形态的引入增加了城市就业的机会与商机，吸引更多的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浥注。如此高度的社会与经济的回报，便成为近年来许多国家地方精英和领导者所努力追求的都市再生策略（Henderson et al.，2007）。

５  国家再层域化与空间策略

在20世纪末的全球化风潮之下，国家在领域中的重要性受到严重的质疑。一方面，支持全球化跨越国家疆域论述的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能力被跨国投资的行为所削弱；另一方面，国家主义论者则强调国家的能力并未因此而撤退，只是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治理（Hirst and Thompson，1995；Strange，1996；Mann，1997；O'Neil，1997；Yeung，1998）。然而，这个被视为零合（zero-sum）的争论在近年来空间再层域化的观点被提出后而有所变化（Brenner，1999a；Lobao et al.，2009）。藉由空间层级的理论化叙述认为，国家的权力并未如同全球化论者所说受到了削弱，而是借助空间层域化的形式被重新定义，所不同的则在于空间领域被认为只是暂时的、非固定的，而全球化只是另一次的资本主义再循环过程，以及国家累积资本的新阶段。具体地说，国家透过不同空间层级的操作，不论是超国家的或是次国家领域层级，形成政治与经济再结构的结果，而这些经由政治与经济的再结构过程则说明了全球化的原因和结论（图3）（Brenner，1997；Brenner，1999b）。

图3  空间层域化的政治经济分析

事实上，藉由空间再层域化的观点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辩，并非这个新的论述企图解决的唯一理论纷争，反而是当面对政治空间的不稳定性时，国家如何透过不同的空间层级策略，发挥它在特定空间层级的影响力——领域化国家的权力结构到指定的空间层级，才是这个论述最主要的分析架构（Brenner，2004）。这个建构在地理空间层级的分析，强调“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移交更多的控制权力到地方，或区域的层级，同时地方国家和治理组织也接受了更多来自于国家层级所赋予的责任与治理权，而地方治理组织所负担的义务，像是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提供等工作，则配合了这个权力尺度的转移而有不同的政策导向（Martin et al.，2003）。因此，在现今的整合性研究中，都认为国家的再结构是质量上调节的过程：它包括了伴随去调节（deregulation）和自由化（liberalization）所带来的再调节（re-regulation）与制度建立的过程（Peck and Tickell，2002）。而所谓的“国家再层域化（state rescaling）”则是指在这过程中有关介于国家不同领域层级内固定权力与责任的转换（Brenner，1998；Jessop，1999；Swyngedouw，2000；MacKinnon and Shaw，2010）。

第一，Neil Brenner指出了都市和国家空间再层域化的两种再领域化的型式，而这些再层级的过程通常是联结在现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机中（表2）（Brenner，1999b）。然而，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再结构和国家领域的再结构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首先，藉由7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所形成的都市—区域的过程，其实提供了新自由主义策略者许多国家再层级的诱因——他们把国家再层级操作成为一个危机管理和资本活化的策略，并且适当地把福特主义衰败的区域换成为新的产业特区和全球城市—区域。国家的再层级化于是被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权视为一个重要的资本累积策略，其中尤其以欧洲近来都市和区域的再结构最为明显（请参考“新建造仕绅化”的成因）。其次，国家再层级的过程很明显地建立了资本、国家制度和领域性的社会经济力量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国家领域化组织的层级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它们扮演了资本主义产业再结构时的中介角色的时候。因为当今都市化型式的经理，不仅有助于后福特主义型式的产业空间再造（Scott，1988），而且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成为每一个国家为推动都市和区域空间成为生产力量的目的（请参考“第三波仕绅化”的成因）。因此，国家对空间层级和再层域的作为是相当积极的。

资料来源：Brenner（1999b）。

第二，从国家的行动出发，Brenner（2004）依据Jessop的“策略相关国家理论（SRST）” 空间化的论述，把分析的架构区分在“国家空间方案（state spatial projects）”与“国家空间策略（state spatial strategies）”之间，这个分析架构区别了国家介于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是较狭窄的且具组织的意见；另一个是宽广的且具整合的意见（Brenner et al.，2003） （表3）。显而易见，“国家空间方案”倾向于说明国家的内部组织，它是隐藏在一连串特定的行动背后，扮演动员国家人力与行动者的重要角色；而“国家空间策略”则倾向于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大量地跨越广大的政策领域提升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般而言，空间层级被形容为介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力的垂直阶层规则，反之，领域则被强调是跨越不同区位、地方和区域之间权力的空间形构。所以，“国家空间方案”经常藉由在空间尺度上，介于集中化和去中心化二者趋势的紧张关系，以及在领域内制式化与客制化的推动所发展出来。同样地，“国家空间策略”则是由矛盾所建构出来的，而这个矛盾是在介于偏好的特殊空间层级或者是分配它们的责任，以及与跨越空间的社会经济资产与活动的集中化或均衡化之间所产生的。从70年代以来，新国家空间的发生便通过社会经济活动有关的差异化与行政手段的去中心化过程所支撑，并且尝试联结内部空间层关系的协调与管理。在内容而言，政府权力的下放可以被视为国家空间方案的一个例子，它包括了确定的权力移转到特定的次国家政府的计划，将有助于传达国家的具体内容，同时被视为在行动中的一个政治过程（Peck，2001）。

资料来源：Brenner等（2003）、Brenner（2004）与Varro（2010）。

Brenner（2004）描绘这些类似的国家策略其实是建立在“再层域化竞争的国家政权”所操作的结果，而这个所谓的“再层域化竞争的国家政权”则是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①“再层域化”是奠基在空间尺度灵敏性（scale-sensitive）上的政治策略，并且国家借此定位最理想的次国家级政治空间，以达到资本累积的原始目的。②所谓的“竞争型国家”，是指偏好以经济竞争为目的的发展型国家，与过去强调像均衡和重分配的传统福利国家有所不同。③而所谓的“政体”则代表了一个不稳定，持续演化的制度地理的马赛克型式，远超过国家所拥有完全巩固的架构（Brenner，2004）。因此，在这个国家空间再层域的结构之中，政府不仅仅只是将调节的权力向上提升或向下赋予到不同的空间层级而已，同时也要尽力在次国家行政单位之间对彼此竞争的关系予以制度化。但重要的前提是，这种制度化的关系被视为定位地方与区域经济成长的一种方法，并且它通常策略性地发生在次国家层级资本循环之中。在这个概念之下，民族国家透过一连串再层域化的过程给予次国家层级应有的空间定位，这个目的便是尝试维持他们在主要次国家政治经济空间的控制能力，这个策略其实说明了民族国家所出面协调的结果，以及它所表达资本累积的意图（Boudreau et al.，2007）。

然而重要的是，隐藏在国家政权的背后“竞争的城市区域主义（competitive city-regionalism）”是不容小觑的影响力量，但为了国家富裕的原始目的，这些追求竞争的国家导向则让国家不得不尝试建立制度性的基础设施（Brenner，2004；Jonas and Ward，2002；Ward and Jonas，2004）。在这个背景的影响下，不可忽略的趋势是，近年来政府的角色逐渐地从过去的管理主义移转到企业主义的方式，作为达成他们追求更有效率与更好行政措施的目的，进而提高本身的地方竞争力（Harvey，1989；Jessop，1998；Hall and Habburd，1998）：它应该包括了：为提升经济竞争所预备的创新策略、为寻求企业契机所安排的弹性操作策略、为地方营销的目的而对市民宣扬的企业型论述（Jessop and Sum，2000）。因此，如同“新国家空间”所强调的国家空间策略的操纵，在通过地方企业型城市主义为基础所进行以各项改造都市空间结构与居住环境的空间策略，都成为Brenner（2004）所定义的“国家空间策略”的内容之中。如同近年来被许多国家与城市所鼓吹的宜居城市的定义，也具体地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试图藉由宜居城市的空间想象而提升城市与国家竞争力效果的全球化现象，正由许多推崇自由主义的城市与国家领导者大量地重复制造在许多开发中国家、后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轨道发展之中，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都市策略。

６  结论：理论的架接

在新时期的研究中，仕绅化为被转化成为都市政策的一部分，并且成为现今政府重要的都市再生工具是毋庸置疑的：国家藉由权力下放的去领域化（de-territorilization）建立地方治理的再领域化（re-territorilization）架构。然而，重要的是，为了国家富裕的原始目的，这些追求“竞争的城市区域主义”的国家导向则让国家不得不尝试建立制度性的基础设施，以维持国家与城市的竞争环境（Brenner，2004；Jonas and Wards，2002；Wards and Jonas，2004）。在这个背景的影响下，不可忽略的趋势是，近年来政府的角色逐渐地从过去的管理主义移转到企业主义的方式，以此达到政府追求更有效率与更好行政措施的目的，进而提高本地的竞争力（Harvey，1989；Jessop，1998；Hall and Habburd，1998），包括：为提升经济竞争所预备的创新策略、为寻求企业契机所安排的弹性操作策略、为地方营销的目的而对市民宣扬的企业型论述（Jessop and Sum，2000）。因此，如同“再层域化竞争的国家政权”所强调的空间层级操纵，在透过地方企业型城市主义为基础所进行以都市为范围（urban-area）的再生策略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即试图藉由都市再生而创造仕绅化效果的全球化现象现今被大量复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后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轨道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对都市再生的意义而言，现今第三波的仕绅化是被政府部门视为非常重要的都市政策，或是推动都市发展的工具。藉由这个空间的策略，政府可以将大片的都市土地转换为新的且拥有许多不同使用性质的地景复合体（landscape complex），让原有单调且不协调的都市地景，而由购物中心、文化设施、商店、餐厅和开放空间等不同使用项目的复合建筑型式所取代，并且提供休闲、消费、制造、娱乐和居住等活动功能，甚至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个视为全球都市策略的仕绅化，将透过城市和私人企业启动润滑的机制，有效地吸引大规模的不动产开发商、地方商业人士和拥有品牌经营经验的零售业者共同开发。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效果将招致许多全球投资者的觊觎，并且吸引国外大量资金的投入，藉此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行列之中（Smith，2002）。

建构在这些大型都市再开发计划之下，本文的重点不只是新的仕绅化主题而已，还包括国家与空间再层域化的讨论。尤其是通过目前全球各城市所推动的都市再开发的趋势，说明国家藉由仕绅化的手段进行空间再生产的过程，顺利地达到再造都市产业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创造城市投资机会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目的。因此，本文分别从仕绅化与空间再层域的两个研究理论出发，说明这两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但重要的是，连接这两类研究中的共同主线——国家的调节角色，是两方面都无法忽略的议题。因此，本文的内容是藉由近年来全球各城市所进行大型都市再开发的计划说明这些计划与国家所尝试建构的“再层域竞争的国家政权（RCSR）”之间的关系（Boudreau et al.，2007），以及这些计划所企图推动都市再生的仕绅化效果，并架接这两方面理论之间的间隙。

这个框架性的分析清楚地描绘国家与空间策略所存在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表明了第三波仕绅化移转所提供的研究氛围，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提供了都市大尺度开发的仕绅化与国家之间适当的理论架接。而“仕绅化”，则被视为透过“国家空间选择性（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的空间层域化过程（Jessop，2002；Jones，1997），在本文的分析中“它”被描绘成为“再层域化竞争的国家政权”的主要层域内容，目的是为了说明：①国家所选择都市大尺度空间层级的仕绅化策略，仍维持国家追求资本累积的本质；②仕绅化的空间再层域政策的内容，着重于地方经济的成长与竞争力的提升，远多过于考虑均衡政策与社会福利的公正性；③现今仕绅化所凝聚的都市治理结构是透过不同时空背景下所制度化的产物，与层域策略所建构的政治权力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表4）。

本论文接受中国台湾“国科会”补助研究经费补助。计划名称为“第三波的仕绅化、都市再开发计划和再层域竞争的国家政权”，编号为NSC100-2410-H-23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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