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性与天道”问题，回避还是回答？
中国商周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天命神学体系，认为天神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人们每遇大事，不敢自行做主，而要向上天问卜。孔子时代这种意识形态依然流行。子贡所说的“性与天道”不过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理性表述，其意似乎说自然界与社会的种种现象背后，有一种主宰的力量，这种主宰的力量可能并不是“天神”，而是某种原理或规律。因为这个问题太高深微妙，因而难以得闻。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说，所谓“性与天道”问题，就是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问题，或者说是“世界本体”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有不同的回答，但永远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也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回避。中国古代文化以实用理性为主，学者治学强调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因为学者沉浸于“性与天道”虚玄问题讨论可能忘掉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所以，在孔子之后，凡是以各种形式探究“天道性命”的学说，都可能遭到斥责。
汉代，董仲舒、郑玄等人试图用阴阳五行理论，并借助当时的天文、历法、音律等科学知识来建立一种“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运用这套理论，可以使得对“性与天道”的阐释和追问，皆落在阴阳五行、吉凶祸福的经验层面上，虽然神秘，却又似乎触手可及。如董仲舒曾以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大火事件说明天降灾警世，试图劝诫汉武帝[19]。延至东汉，以谶纬方式传达天意颇为盛行。然而也有学者强烈反对谶纬之说，从而反对陋儒妄言“天道性命”。东汉初，议郎给事中桓谭（公元前23—前56年）劝告光武帝说：“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20]在桓谭看来，“天道性命”，圣人难言，子贡不得而闻。其他人所言皆事涉“奇怪虚诞”。作为帝王应以指实切近的“仁义正道”为本。
其后，班固（公元32—92年）也指出，汉代儒者常以阴阳变化推测灾异，试图以此方式探知“天道性命”，以求在政治上有所为。对此他批评说：“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21]他认为那些推阴阳灾异者的预言，有时或被验证，并非是推演方法灵验，讲的次数多了，就有言中者，其实那只是概率问题。
北宋欧阳修言“道”不言“性”，是因为他“以仁义礼乐为道之实。而不欲说性者，惧其沦于虚，亦其生平恶佛，而恐其涉于禅也”[22]。他说：“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23]
与其同时而稍后的苏轼（公元1037—1101年）也反对追询幽深虚远的“性与天道”问题。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
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王晋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则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24]
苏轼对学者高谈“性命天道”问题表示反感，对“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的风气表示忧虑。然而对于另外一批儒者而言，更值得忧虑的是许多儒者为佛教的心性之学所折服，以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这就使得他们要创造出一套高妙的“性与天道”理论体系，足以超胜佛教。于是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为代表的儒者，出入佛老，最终“建构‘道德’的形上学理论，找出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超越理念，作为信仰的对象”[25]，使儒学重新成为世人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心性、天道问题便成了宋儒的中心议题。
与此同时，理学家也要回答和解决另一个问题，即重视“性与天道”问题，会不会弱化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理学家的理由是儒者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只有找到形上的根据，才能成为人们信奉的对象。反过来，讲“性与天道”不能与平时的修身相脱节，朱熹说：
盖熹闻之，自昔圣贤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庄敬持养为下学之本，而后博观众理，近思密察，因践履之实以致其知。……及其至也，则有学者终身思勉而不能至焉。盖非思虑揣度之难，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今之学者则不然，盖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视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入德之门至亲切处，例以为钝根小子之学，无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往往务为险怪悬绝之言以相高。甚者至于周行却立，瞬目扬眉，内以自欺，外以惑众。此风肆行，日以益甚，使圣贤至诚善诱之教反为荒幻险薄之资，仁义充塞，甚可惧也。[26]
朱熹认为，子贡之所以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并非因为思虑不可得，而是因为“躬行默契之不易”，也就是说，因为道德践履不够，精神境界不高，而难以默契、体认“性与天道”。“性与天道”并非高远难企，它就在人们的日用伦常之中。朱子说：
君子之道，本末一致，洒扫应对之中，性与天道存焉。行之而著，习之而察，则至矣。……然学者多慕远而忽近，告之以性与天道，则以为当先而传；教之以洒扫应对，则以为当后而倦焉。躐等陵节，相欺以为高，学之不成，常必有此。[27]
与朱熹同时的张轼（公元1133—1180年）也认为：“夫子之文章，无非性与天道之流行也。……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诵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谈性命，则几何其不流于异端之归乎？”[28]元初名儒郝经（公元1223—1275年）推崇理学，继承了朱熹等人从日用伦常默契、体认“性与天道”的思想。他说：“君子用力于日用之间，慥慥于躬行之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洒扫应对进退以尽夫性与天道。”[29]由以上诸家论述可见，这些理学大家探讨“性与天道”之时，都谨慎地使其不蹈入虚空，不沦为空谈。并最终将“性与天道”形上问题与日用伦常的形下问题结合为一体，即体即用，即现实而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