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代学者对“闻道”的注释
要探明孔子的“闻道”内涵，就需要考察前人对“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中“闻道”二字的注释。历史上学者对“闻道”二字的注解之异，首先是对“闻”字与“道”字字义的理解与用法不同，其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语境的变迁，诸家对“朝闻道，夕死可矣”内涵的理解也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依据时间的演进，以及对“闻”“道”二字字义的不同理解，将前人所论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道亡”说。此说中“闻”字是从其本义，解读为“听见”“闻知”，“道”字解读为“政治环境”。如此，“朝闻道”是以无道而盼有道，即期盼政治清明。此章可解读为：“早上听闻天下政治清明，晚上死去亦无可憾。”持“道亡”说的主要以曹魏的何晏（公元？—249年）、南朝梁的皇侃（公元488—545年）和北宋的邢昺（公元932—1010年）等为代表。由于何晏、皇侃等人距离孔子之时相较于其他诸家较近，并且没有受到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所以理论上更能够接近于孔子的原初之意。
第二类为“知道”说。此说训“闻”为“知”，“道”则解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大道”。“闻道”从己身得道出发，所强调的是对“道”的体悟与获知，如此，则“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可解读为：“早上得知了真理，晚上死去亦无可憾。”对“道”的获知亦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为“学道”，强调对“道”的获知在于久学，以宋人苏辙（公元1039—1112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张栻（公元1133—1180年）、清人刘宝楠（公元1791—1855年）和今人杨伯峻等为代表。二为“悟道”，强调对“道”的获知不在于久学，而在于内心的体悟，即“心悟”，以宋人陈埴、清人胡煦（公元1655—1736年）为代表。持此说的诸家由于所处时代语境的关系，大都受到了理学思潮的影响，将“道”解读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大道”、真理，所以对“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的解读也就与何晏诸家的解读不在同一范围之内了。
第三类为“道行”说。此说对“闻”“道”二字的注解与“知道”说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知道”说所言之道是“大道”，真理，重在对“道”的获知、体悟；“道行”说所言之道是自身对“大道”所闻知，体悟之后的“己道”，并且从道的实现与实行出发，所强调的是自己主张的“道”推行天下。如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解读为：“早上我所主张的道行之于世，晚上死去亦无可憾。”持此说的以晋人栾肇（生卒年不详）、今人汪淳和廖名春为代表。
（一）“道亡”说
持“道亡”说的主要有何晏、皇侃和邢昺三人。何晏在《论语集解》注：“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8]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解释曰：“叹世无道，故言设使朝闻世有道，则夕死无恨，故云可矣。”[9]邢昺《论语集解注疏》解释说：“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10]
从时代语境来看，何晏、皇侃与孔子所处之世的外界大环境相类似，都身处群雄纷乱相争之世，他们的心境亦有相通之处。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惶惶如丧家之犬，曾慨叹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微子》）“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见世之无道，批季氏“八佾舞于庭”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可以想见，孔子的盼道之心是急迫而恳切的。
“道亡”说将“道”解为“政治环境”，意在慨叹世道黑暗而盼大道再现，政治清明，纵然朝闻而夕死，虽死而无恨。“道亡”说强调的不是以个人主体在知性与德性两个方面的得道，而是从现实政治环境出发，以实现自身政治目标为进路，在孔子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从这一点来讲，“道亡”说也是符合孔子的“闻道”之志的。
（二）“知道”说
“知道”说与“道亡”说不同，是把“道”解读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大道”，也可以理解为“真理”，究其缘由是因宋代理学之风骤起，心性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章句训诂之学成为学界主流思潮，所以在经典诠释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把“道”解为“真理”，“闻道”自然也就变成了对真理的体悟与获知，也就有了方法与路径的问题。综合持此说的诸家观点，闻道之途有二：一为“学道”，强调对“道”的获知在于久学；二为“悟道”，强调对“道”的获知不在于久学，而在于内心的体悟，即“心悟”。以下就两者的具体内涵加以概述。
1.闻道之途在于久学——“学道”。
“学道”与“悟道”都把“闻”训为“知”，采用的是“闻”的本义，意为“听闻”“获知”。二者所不同处在于，“学道”主张“闻道”在于久学而得，立足于学，而不是心悟。北宋苏辙持此说，其作《论语拾遗》卷一言：
孔氏之门人，其闻道者亦寡耳，颜子、曾子，孔门之知道者也。故孔子叹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苟未闻道，虽多学而识之，至于生死之际，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闻道，虽死可以不乱矣。死而不乱，而后可谓学矣。
苏氏认为，颜回与曾参为孔门“知道”者，所以“道”是可闻可知可得的。而且，闻“道”之途是建立在“为学”的基础之上的，并指出只有一日闻道而后不乱己身者才是所谓真正的“学”。苏氏既肯定了“闻道”的价值，又定出了“为学”的目标。“闻道”的价值在于死而无乱，“无乱”即《大学》所言“意诚”与“心正”，并由此二者以至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为学”之法不仅仅是“多学而识之”，更要以“闻道”为目标，道之得闻与否与己身之德性、德行之发用息息相关，这就为后学挺立了一个以“闻道”为目标的为学之路。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的注解成为后世以至今日最通行的说法。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
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11]
朱熹从其时代语境出发，把“道”训为“理”，一为事物之所以然，所当含之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12]”二为宋学所言之“天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如此，“闻道”即明理，即明一物之理，又明最高本体之“天理”。“天理”即明，则天道、性命相贯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理得心诚，虽死而无恨。此即程子所言：“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13]
南宋张栻同样释“道”为“天理”，为实然之理，并且肯定了人心明觉体道的功能。据此功能，人便可以闻道，即体认天理。如若天理不明，则枉存人世。张栻在《癸巳论语解》卷二中说：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人为万物之灵，其虚明知觉之心，可以通夫天地之理。故惟人可以闻道，人而闻道，则是不虚为人也。故曰“夕死可矣”。然而所谓闻道者，实然之理，自得于心也，非涵养体察之功精深切至，则焉能然？盖异乎异端惊怪恍惚之论矣。
张栻强调“涵养体察之功精深切至”，离开了这样的体察工夫，所闻所体者也就成了“异乎异端惊怪恍惚之论”了。张栻与朱熹对于“闻道”注解的不同之处在于，张栻着重强调人心的功用。元人熊禾（公元1246—1323年）在其《论语集编》卷二中引用张栻的话说：“南轩曰：‘所谓闻道者，盖涵养、体察、积习、精深，而自得于实理。’”可以显见，涵养与体察在先，属于“诚意正心”的心性范畴，积习与精深在后，属于“格物致知”的为学范畴，如此就与朱熹“为学”在先的“闻道”进路有异，但两者对“闻道”在于“为学体察”工夫的大前提是相同的。
清人刘宝楠同样认为“道”是可得可知的，“闻道”即对“道”的体证。与朱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道”解为“古先圣王君子之道”。刘宝楠说：
朝夕言时至近，不逾一日也。闻道者，古先圣王君子之道，得闻知之也。闻道而不遽死，则循习讽诵，将为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闻夕死，是虽中道而废，其贤也于无闻也远甚，故曰“可也”。[14]
刘氏此说的重点在于，他肯定了“闻道”的价值。闻而未死，则有助于德性的精进；闻道而后遽死，纵然是中道而废，其贤明也远过于未闻道者。他所肯定的是学子对“闻道”的追求与信念的坚守。
通观苏氏、程朱与刘氏之释“闻道”，皆是建立在持久“为学”之上的，如朱熹曾说：“天下岂有一理通便万理皆通？也须积累将去。如颜子高明，不过闻一而十，亦是大段聪明了。学问有渐，无急迫之理。”[15]他们所肯定的是，“道”是可得而闻的，并且需要在扎实的为学之路上。
2.闻道之方在于心悟——“悟道”。
“悟道”并不是训“闻”为“悟”，而是旨在说明“圣人之道，实有悟境。此境一触，则万理皆融，全不费力。”（《周易函书别集》卷八）“悟道”与“学道”所异之处在于，“悟道”说强调“闻道”在“悟”，不在于久学，在“倐然转移之一境也”（《周易函书约存·周易函书别集》卷八），学者数十年之积累，闻道只在朝夕之一瞬而已。
宋人陈埴最先主张“悟道”。陈埴说：“此闻非谓耳闻，谓心悟也。即程门所谓‘一日融会贯通处’，为学若不见此境界。虽皓首穷经，亦枉过一生，若已到此境界，虽死无憾，亦不虚了一生也。”（《木钟集》卷一）陈氏之语可谓一语中的，“闻道”之“闻”非耳闻也，实为“心悟”。
清人胡煦亦主张“悟道”，他肯定了有一“万理皆融”之悟境的存在，此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是相通的。胡氏在《周易函书别集》卷八中说：
圣人之道，天地之大，万物之广，身心性命之精微，天下国家之远大，罄天地所有之书，解说所不能尽，兹欲于一心之中，穷其原而竟其委，非由妙悟，曷克几此？如但执为“放下屠刀”之说，而不知圣学实有悟境，则是《四书六经》以外之学，非《四书六经》以内之学也。《论语》为圣人传道之书，精及于“一贯”之微，粗及于饮食衣服语言起居之细，何非道之散见？然非有《论语》显易明白，可以探本穷源，则《周易》之旨终不可得而达也。“朝闻道”者，是由博返约，贯万于一之大几也，即颜子之髙坚，前后如有所立，参、赐“一以贯之”之候也，故下曰“夕死可矣”。[16]
胡氏认为，圣人之道包容天地万物，致广大而尽精微，穷尽天下之书也不能尽其意。所以得“道”实非易事，其意在于挺立一个处在儒家经典体系以外的“闻道”之境，并引用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语为其“悟道”说做旁证。同时强调，体道之处不在外，而在于本心之中，此与陆王心学的“发明本心”“致良知”有相同之处。
（三）“道行”说
“道行”说对“闻”“道”二字的注解与“知道”说略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知道”说所言之道是“大道”，是真理，所重在于对“道”的获知、体悟；“道行”说所言之道是自身对“大道”所闻知，体悟之后的“己道”，并且从“己道”的实现与推行出发，所强调的是“道”的普行天下。于此便可以解为，早上闻知自己之道已行于世，晚上死去亦无所憾矣。所以，此“道”当为孔子之道，而且孔子也时常表露出对己道行世的期盼。《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宪问》：“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持“道行”说的是晋人栾肇，他说：“道所以济民，圣人存身，为行道也。济民以道，非为济身也。故云诚令道朝闻于世，虽夕死可也。伤道不行，且明已忧世不为身也。”[17]栾肇言“道”，不在“道”本身，而在“道”之用。圣人体道，上可达于天，下可传于民，所贵之处在于行天道以济斯民。
台湾学者汪淳亦从此说，认为“此章之‘道’字，应指孔子之道而言。全章之旨，乃孔子叹自己之道不得行于世，故极言若朝闻吾道行于天下，则夕死亦无憾矣。[18]”“道行”说的意义在于，其与孔子一生所追寻的人生价值理想相契合。孔子之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品格，在身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窘境中仍能自嘲勉力，在“子畏于匡”的危急时刻发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豪言，由是可见孔子自负传道之责，更有“斯文在兹”之担当，而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之“道”会大行于世。
另外，大陆学者廖名春据《论语·颜渊》篇“子张问士”章中关于“闻”与“达”的理解，并据文献资料的考证，主张把“闻”训为“达”，引申为“实现”。如此一来，“朝闻道，夕死可也”一句可以解读为，早晨实现了我的理想，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其意在于表达孔子重行甚于求“知”的思想性格，以及对修己成仁，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19]
综合前面所论的三种说法，孔子所讲的“闻道”是以“听闻世道清明”为目的，还是以“自我得道”为目的，还是以“己道之达而行于世”为目的呢？我们很难判明哪一种说法最能接近孔子的本意，这就需要我们对以上三种说法加以深入地辩证考察，以期对孔子的“闻道”意涵做出更为全面合理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