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沉默螺旋理论的质疑、讨论和挑战

沉默螺旋理论认为大众传播会对社会和人产生很大影响，并产生强大的效果，强调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力效果”。这一假说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尽管诺依曼提出沉默螺旋理论之后，在社会和传播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认可，许多舆论现象也都可以用沉默螺旋理论来解释，但伴随而来的却是对该理论的不断质疑，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都对沉默螺旋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考察和理论探讨，并对其是否普遍适用提出了质疑。

一、对“恐惧孤立”假设的质疑

究竟是怎样的桥梁可以通往“沉默螺旋”呢？诺依曼在其书中这样解释：“‘沉默螺旋’是一个包含了两重人性的学说：一方面是指我们的个性本质，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而在这方面我们直到今天都不愿加以认识。因为，‘随大流’是一个贬义词。”

在诺依曼所说的两重人性中，“个性本质”指的是个体本身独有的个性、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等；而“人的社会性本质”则是指人处于社会环境下受到外界关系影响后所表现出的特点。所以，“随大流”即“从众”便是人在社会环境中才会出现的。诺依曼说的“随大流”便是人的社会性本质，但这个本质背后的心理则是“恐惧孤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社会完全由特立独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来自古堡里的怪人。这时，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没有一个社会是由不具备社会性特质的人组成的”，不畏惧孤立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所以，诺依曼的沉默螺旋理论的基础便是人“恐惧孤立”而选择“随大流”“顺从”“从众”这样的社会性特质。

也正是这样一个基础和前提条件，让沉默螺旋理论提出后遭受到各方的质疑和讨论：人们面对某个议题发表个人意见时会因为恐惧孤立而变得沉默，或者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吗？

对此，有学者认为，沉默螺旋理论把社会心理的趋同惯性无限放大，太过极端。“恐惧孤立”只是一个受条件制约的变量，但不是一个绝对的常量，对于是否能引起沉默螺旋现象，仍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议题的敏感程度，比如不能忽略那些意见坚定的中坚分子和少数派的力量，比如要考虑个体差异等。

20世纪50年代，索罗门·阿什著名的群体压力试验证明，个体会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而发生趋同行为。但趋同行为发生的概率受两个重要条件的制约：①有没有来自他人尤其是来自所属群体的支持，只要当场有一个支持者，趋同行为的概率便会大大降低；②个人对自己的见解或信念的坚信程度，即对自己坚信程度高的人比较不容易发生趋同行为，而对自己坚信程度低的人容易受到多数意见的影响，通过寻求与多数意见的类似来加强自己的信念。

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沉默螺旋理论的心理学基础——“趋同心理”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条件制约的。比如，在传统、保守、封闭的社会，“多数意见”的压力通常十分强大；而在开放型社会及社会秩序或社会价值的变动时期，“多数意见”未必能左右人们的行为。当个人对自己观点的确信程度较高，或是能够得到来自他人尤其是来自所属群体的支持时，趋同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此外，“多数意见”的社会压力及对它的抵制力等问题的类型和性质应有程度上的不同，而且其强弱受到社会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

也有人认为，孤立的威慑和对孤立的恐惧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的百科全书中都找不到，我们需要有力的事实来证明这两者在大众观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于这样的质疑，也有学者认为，“恐惧孤立”可以找到理论基础。在《“逃避自由”与“沉默的螺旋”理论关系探讨》一文中，作者赵亮亮指出，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理论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人为了获取安全感而努力地去与外界相认同，逃避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原本拥有的自由，所以放弃这种内心向往的自由，选择“顺世和随俗”的“舍己的自动适应”。作者认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是在1941年发表的《逃避自由》一书中主要论证的内容，该理论早于沉默螺旋理论三十几年，所以沉默螺旋理论的假设前提就成了已被详尽论证的结论，使沉默螺旋理论更有依据。

艾瑞克·弗洛姆是著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逃避自由”理论。诺依曼对弗洛姆的理论深表赞同，并坚信是人的社会性本质促使人们害怕被孤立，愿意被其他人注意和喜爱，正是这种社会性极大地促进了人类集体生活的成功。

类似的，诺依曼在自己的书中也细致考察和分析了阿什的群体压力试验。她认为，阿什的群体压力试验和沉默螺旋理论中的“坐火车测试”有异曲同工之处，都验证了群体压力的存在。只不过，“坐火车测试”是以民意测验中的问题形式出现的，而阿什的“实验室实验法”则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刺激条件，但都具有说服力。诺依曼确信，阿什的实验室法可以创造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情境，能保证对每个环节的控制，而民意测验法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干扰会更容易被“污染”。所以，诺依曼非常认可阿什的群体压力实验得出的结果，即害怕被孤立而选择趋同，并认为这种对被孤立的恐惧是相当强烈的。

对此，诺依曼为了检验沉默螺旋理论的“恐惧孤立”的假设，也用民意调查的现场实验方法模拟了孤立威胁。并且，诺依曼认为这种方法相比于实验室法更具有自然的情境，更贴近真实。诺依曼利用“在不吸烟者在场时吸烟的威胁测试”发现，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在面对支持自己或反对自己的“威胁”场景时，都出现了沉默螺旋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诺依曼并非随便地运用“群体压力”理论这一研究成果，而是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来考察“群体压力”是否也存在于“沉默的螺旋”理论。但是，对于这样的背景介绍，在国内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中几乎未曾提及。国内对沉默螺旋这一假设的质疑研究只是停留在“群体压力”这一心理机制上，认为沉默螺旋理论的前提“群体压力”或“恐惧孤立”只是一个借鉴的理论，很少有人知道诺依曼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调查来验证“群体压力”在沉默螺旋理论中的存在。

另外，对于“恐惧孤立”究竟是不是沉默螺旋出现的驱动力量，也有学者从实证角度来验证这一假设。国外学者拉索沙（Lasorsa,1991）通过一项调查研究来验证“人们对敌对意见气候的恐惧是否真那么强”，他测试了对政治的直言不讳除了受个人对意见气候的感知影响外（像诺依曼提出的那样），同时还受哪些其他变量的影响。这些其他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对政治的兴趣、个人实力、个人与议题的相关性、个人对新闻媒介的使用，及个人对其所在社会地位正确与否的信心。通过回归分析显示，直言不讳受到一些人口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个人实力、对新闻媒介政治信息的注意，及对自己地位的信心的影响，而不受个人与议题的相关性及新闻媒介的总体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人们面对公共舆论时，并不像沉默螺旋理论中所主张的那样无助，而是存在一些可以挑战沉默螺旋理论的条件。

二、对未强调“少数派中坚分子”的质疑

在对沉默螺旋理论的质疑中，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该理论忽略了舆论形成过程中“少数派中坚分子”的作用。

“沉默螺旋”假说的批评者们认为，在研究群体内合意形成的过程时，不应单纯强调“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压力，而应对少数意见“中坚分子”的作用予以充分关注。这些“中坚分子”对自己的意见很坚持，并会很坚定地表达意见，还可以对“多数派”的意见造成有力的挑战，甚至可以形成新的合意，扭转现有形势的发展。这种情况，意味着与“沉默螺旋”不同的另一种舆论形成过程的存在。

比如，国内学者谢新洲早在2003年就对沉默螺旋理论是否在互联网中适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当“面对多数意见如何反应时”，多数人表示会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少数派观点），不会对自己的观点产生影响。当遭受多数人的冷落甚至攻击时，“我行我素，坚持己见”的人仍占很大比例。该研究也从侧面反映了在沉默螺旋研究中不容小觑的“中坚分子”的力量。

2013年，一篇名为《探索网络舆论中的沉默螺旋现象——以天涯论坛为例》的文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舆论中是否适用进行了考证。无独有偶，该研究最后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中坚分子”的数量在整个统计数字中占比也非常大。尽管与2003年谢新洲的实证研究相差10年，但两个研究的数据都显示了“中坚分子”不可小觑，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或许这正是印证了许多学者对沉默螺旋理论的质疑——对少数观点派的中坚分子的忽略。

S．莫斯考维希也指出，群体合力中的“中坚分子”表现出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的强烈性，可对“多数派”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可以改变群体合力（合意）并推动新的合力形成。

三、对大众媒介强效果观的质疑

沉默螺旋理论强调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传媒上即便是少数人的意见也会被人们当作“多数意见”来认知，引起“沉默螺旋”的始动，继而激起人们在判断和行动上产生连锁反应。因此，沉默螺旋理论也被视为传播学中的强效果理论，认为在大众媒介引导舆论、影响受众行为等方面具有很强烈的效果。诺依曼认为，大众媒介可以创造公共意见环境，人们在这种公共意见环境中感知到当下的主流舆论，并能预测未来舆论的发展方向，从而选择表达意见还是保持沉默。

这一点也遭到不少质疑：大众媒介的意见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条件的，还是有条件的？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或许是最早对沉默螺旋理论提出质疑的人。他们在1981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一书中指出，沉默螺旋理论模式表述的思想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新鲜，尽管以新的方法将这些思想归拢在一起。但沉默螺旋理论指的是这样的情况，即许多个人不能互相交流私人意见，从而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要取得这个理论满意的、经验主义的确证，必然是极为困难的，而且所有论证过程中最难和最易引起争议的部分，必然与媒介在特定意见上的一致口吻和累积报道有关。令人满意地讨论这个问题，则需要对媒介内容做广泛而详尽的分析。这个模式所描绘的意见形成过程，在某些条件下并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必然会出现，但它出现的范围现在还不知道。

实际上，麦奎尔和温德尔在质疑沉默螺旋理论时指出了该理论成立的两个条件：①人们的观点和大众媒介的意见具有特定的一致性，并产生过预期的一致性意识积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才可能趋于沉默，从而出现沉默的螺旋；②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交流个人意见时，沉默螺旋理论才能成立。在第一个条件中，只有当大众媒介的观点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吻合时，主流的舆论声音才会越来越大，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才会感知到这种意见气候，从而做出舆论走势的判断，并迫于“压力”而选择“沉默”或改变观点。对此，国内的刘建明教授认为，特定的一致性只能是媒介意见和大众观念（民意）相吻合或相近的一致态度，越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一致性越容易使反对者沉默，因为少数人不敢对抗民意。

不可否认，诺依曼在沉默螺旋理论的假设条件中，过分强调了大众媒介对公共意见环境的创造，即大众媒介对舆论的强力引导，没有对这个条件加以限定或附加成立因素。

卡罗尔·格林（Caroll Glynn）和杰克·麦克劳德（Jack McLeod）提出，该理论还存在两点不足：①恐惧孤立并不会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意见与否的动机，诺依曼并未从经验上证明她的前提假设，即恐惧孤立不会促使人们发言；②诺依曼并未意识到人们所在的社群和参照群体对其意见的影响，她过分强调了媒体的影响力。另外，他们也不确定这个理论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限制，从而不适用于美国。

诺依曼本人并没有在经验上证明她的前提假设，随后许多传播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都对这个假说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考察。由于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各国的社会文化条件不同，人们对这个假说的普遍适用性尚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特别是有关人口变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社会传统、文化、个人和议题的关系都有可能影响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普适性。

对此，国外研究学者多从实证角度出发，验证该理论中所主张的“大众媒介在影响人们对意见气候的感知方面有重要作用”是否是真的。里默（Rimmer）和霍华德（Howard）在1990年的实证研究中测试了沉默螺旋的主要观点——人们利用大众媒介对多数人的意见进行评估（对意见气候进行感知和预测）。在研究中，他们对一种据说可以导致癌症的有毒废料聚氯联苯（PCB）进行了一次公共舆论调查。他们调查了受试者对不同大众媒介的使用情况，也调查了受试者所了解的“大多数人对PCB的意见”是怎样的，以此来观察受试者的感觉到底有多准确。结果发现，受试者的媒介使用情况与准确评估大多数人对PCB的态度之间没有相关性。因此，研究结果没有支持“大众媒介在沉默螺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假设，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没有在沉默螺旋中起到重要作用。

面对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种种质疑，诺依曼在1990年发表了《大众观念的理论：沉默螺旋的概念》一文，对沉默螺旋理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澄清了这一理论中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某些结论。诺依曼表示，恐惧孤立是人类的社会本性，沉默螺旋理论以惩戒脱离共同价值观的个人为基础，惩戒的方式便是使他们感到孤立。而共同的价值观正是来源于人类恐惧孤立的社会本性。恐惧孤立是这个理论的基本要素，也是最易遭到质疑和批评的一点。

另外，通过调查和对媒介内容的分析，诺依曼也确定了媒介影响大众观念至少需要的6个方面信息：①持主要观点的人分布于何处；②对民意状况的估计（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 ③对多数意见未来是否成功的预测；④公开捍卫自己立场（发表见解）的勇气；⑤话题含有多少感情和道德的因素；⑥在议程设置中媒介讨论话题的主旨和强度。在某一话题上，媒介收集到以上方面的信息，才能对大众意见（大众观念或民意）的发展做出较好预测，媒介据此表达的意见才能形成舆论。对孤立的恐惧，对民意状况的观察，对不同政治势力的估计决定了人们是说出观点还是保持沉默。

尽管面对各种质疑，我们（包括批评者）在内都无法忽视和贬低沉默螺旋理论对许多现象的强大解释力，以及它所做出的贡献。直到目前，这种贡献和解释力仍然是跨文化和超学科的。

四、针对国内对沉默螺旋理论质疑的再思考

对沉默螺旋理论的质疑和讨论中，国外的学者比较注重定量研究，多从实证调查入手检验沉默螺旋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否在某种情况下成立。而国内的学者相对比较注重定性分析，多从理论梳理中辨析沉默螺旋理论的主要观点。但国内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多从观点本身入手来分析，忽略了沉默螺旋理论产生的始末及研究方法的问题，难免会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

在国内许多有关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论文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质疑：沉默螺旋理论一味强调“恐惧孤立”或“群体压力”，而忽略了“个体差异”因素对该理论的影响；沉默螺旋理论并未考虑议题的敏感性或压力程度因素所造成的影响，等等。

但是，《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这本书完整介绍了沉默螺旋理论的始末。诺依曼在其中详细描述了该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提出假设的，是如何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来反复论证的。其中，诺依曼提到了“个体差异”，比如她一直强调“沉默的螺旋”包含的人性学说：一是人的个性本质，一是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个性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达出了“个体差异”这个含义。只不过，诺依曼在沉默螺旋理论中重点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本质”这一基础——“顺从”“从众”或“随大流”。

“我们从不愿意考虑，当生活在一个群体里，我们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保证这个共同体的聚拢。我们似乎一直对此做足了工作，以拥有用历史和文化维系的共同体，以及通过法律保护的机构，似乎这些都不是通过日常的不断调试而形成的。但是，其实是生活中的‘顺从’使社会保持行为能力和决策能力。”从诺依曼这样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人的社会性本质”是其沉默螺旋理论的核心因素，也是最受争议的地方。

沉默螺旋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在全球得以广泛传播的？对于这样的问题，诺依曼的回答印证了以上论述：“因为沉默的螺旋描写了人类和人类社会永恒的特性，它适合于任何人种，它描绘了在全球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所以，不管沉默螺旋理论是用来研究舆论还是研究大众媒介和舆论的关系，它的核心本质还是“人”，或者说“人群”。诺依曼的研究也始终以“人”为中心进行展开，研究人是如何感知意见气候的，研究是什么促使人们表达意见或保持沉默的，研究大众媒介在沉默螺旋现象形成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研究公共环境对人的影响，等等。

除了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之外，诺依曼虽然在论述沉默螺旋理论的假设条件中并未将其他影响因素明确考虑进来（比如议题的敏感程度或压力程度等），但是在诺依曼十几年来对沉默螺旋理论进行检验的研究中，她会将敏感性更高的话题或刺激性的问题设置到研究方法中，以对“意见气候”进行更精确的测量。比如，在1976年的联邦德国大选中，诺依曼对“谁会赢得大选”和“大部分人对谁会赢得大选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两个问题分别于1965年和1972年开始用于测量人们对各种意见的磁场强度感知，但两个测量工具表现相当。因此，诺依曼改用“您是否认为，大部分人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有好感……，或您有相反的看法”这个问题，结果证明这样的问题更敏锐，通过它能够同时表现出公众对于党派优势估计中起起落落的左右摇摆，并发现了更强烈的摇摆。

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诺依曼改动后的问题更敏感，更能对民众心理造成压力。这也可以看出，诺依曼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议题敏感性对沉默螺旋的影响，只不过她认为“恐惧孤立”或“群体压力”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种现状，国内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只是针对沉默螺旋理论提出的观点本身进行的，围绕观点而提出观点，或只是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简单应用，对于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始末及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方面并未全面了解，这样就出现了在该理论研究方面的“盲人摸象”情况。并且以往对沉默螺旋理论的认识多是通过国外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书籍翻译介绍过来的，而非完整的沉默螺旋理论本身的介绍。所以，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就只能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了。

因此，对沉默螺旋理论的研究不仅要从理论本身的观点和提出的假设上入手，更应该考察该理论验证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研究沉默螺旋理论。即便沉默螺旋理论随着环境变化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也要彻底并完整了解沉默螺旋理论的提出、假设、验证的过程，以便借鉴其方法或采用合适的方法来研究其在新环境下的表现。并且，这也有利于学者从新角度重新解读沉默螺旋理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