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自问世以来就被医家称之为医之经典。其研究者甚众，研究方法亦众多。为便于学习、理解《内经》原文，对从类分研究、注解研究及校勘研究的注家与注本进行整理。

由于《内经》属论文汇编性质，有时某一篇涉及许多不同内容，有时几篇又同时谈论同一个专题，因而一些医家便用分类的方法，按其不同性质，对内容各以类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常用于学习的蓝本的篇章排列是按唐代王冰《素问》注本及宋代史崧《灵枢经》本次序，与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本分类编排不同，故这里暂把《黄帝内经太素》归入类分研究之列。按照医家分类方法的不同，类分研究又可分为3种。

《类经·序》认为，《内经》162篇“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而孰可遗”，故虽然把每一篇拆散而重新归类编排，但毕竟一字不遗地将所有内容全部保存了下来。其中以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和明代张介宾的《类经》为代表。

该书是类分研究《内经》最早的一本著作，可惜的是该书在我国宋代以后渐失传，直至清末民初才有学者东渡日本发现该书，并陆续影印回国，几经修补，现仍缺5卷(缺卷第一、卷第四、卷第七、卷第十八、卷第二十)。它将《素问》《灵枢》原文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俞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19类，每类又分若干篇目并给予注释。该书不仅开创《内经》分类研究之先河，且对《内经》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首次探析，为以后《内经》的编次分类研究开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进而为后世“内经学”学术研究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该书同《内经》成书的年代最接近，具有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对我们学习、理解、研究《内经》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是现存全部类分《素问》《灵枢》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它将《内经》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12大类，凡390目，共30卷。张介宾在《类经·序》中云：“夫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摄生类。生成之道，两仪主之，阴阳既立，三寸（才）位矣，故二曰阴阳类。人之有生，脏气为本，五内洞然，三垣治矣，故三曰藏象类。欲知其内，须察其外，脉色通神，吉凶判矣，故四曰脉色类。脏腑治内，经络治外，能明终始，四大安矣，故五曰经络类。万事万殊，必有本末，知所先后，握其要矣，故六曰标本类。人之所赖，药食为天，气味得宜，五官强矣，故七曰气味类。驹隙百年，谁保无恙，治之弗失，危者安矣，故八曰论治类。疾之中人，变态莫测，明能烛幽，二竖遁矣，故九曰疾病类。药饵不及，古有针砭，九法搜玄，道超凡矣，故十曰针刺类。至若天道茫茫，运行今古，苞无穷，协惟一，推之以理，指诸掌矣，故十一曰运气类。又若经文连属，难以强分，或附见于别门，欲求之而不得，分条索隐，血脉贯矣，故十二曰会通类。”由于张介宾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著《景岳全书》），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注释结合实际，故影响较大。张介宾将《内经》原文分12类，较隋代杨上善的分类方法有所提高，也扼要得多。

此种分类不把《内经》看作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而只认为《内经》是前人总结经验和理论的资料。由于实践的不断加强、经验的不断丰富、理论的不断提高、科学的不断发展，过去总结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与现在符合，因此，必须要有选择地吸收。这较“全部类分”来说，确又是一大进步。采用这种方法类分《内经》的以元代滑寿的《读素问钞》、明代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清代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和清代沈又彭的《医经读》为代表。

选择性分类研究《内经》当为元代滑寿所首创。他对《素问》反复研究后，先进行删繁撮要，然后再以类相从。他把经过选择的有关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次，共分为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脉、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12类。总的来看，此分类达到了钩元提要这一目的。

李中梓选择《素问》《灵枢》二书的内容加以分类注释，共分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8类，两卷。所选内容数量少但都很精。如他认为论脏腑不选《灵枢·本输》便遗漏了五脏六腑表里相合的重要问题；言望诊不选《灵枢·五色》则对颜面部位就会茫然无所知；谈经络不选《灵枢·经脉》则对手足阴阳各经的循行起始毫无分晓；而如五运六气等不是急切所需，故省略之亦无大害。其所选内容已足以概括中医学基础理论，且简练实用，故颇受学者欢迎，流传甚广。

这是一部以《素问》为主、《灵枢》为副的选择性分类本，共分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9类。其所加注释十之有七选自唐代王冰、明代马莳、明代吴崑、清代张志聪4家，十之三略陈己见，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或置为缺疑，务令语简义明，故名之为“约注”。

该书是类分中最简明的选本，分为“平、病、诊、治”4类，即脏腑、疾病、诊法、治则4大类。从实际运用来看，分类虽不多，却是很恰当。

此种分类法是因为有些医家认为《内经》162篇文章的顺序略有杂乱，不易理解，于是在保持《素问》《灵枢》各篇原文内容不动的基础上，仅将其篇次予以重新类分注解，以清代黄元御的《素问悬解》《灵枢悬解》为代表，其单注《素问》者，则以清代姚绍虞的《素问经注节解》为佳。

黄元御精研《素问》《灵枢》，广搜博采，相互参照，对原文重新编次，《素问悬解》分为养生、藏象、脉法、经络、孔穴、病论、论治、刺法、雷公问、运气等类；《灵枢悬解》分为刺法、经络、营卫、神气、藏象、外候、病论、贼邪、疾病等类。黄氏注文，条理分明，详略得当，颇有裨于明畅经旨，为学习《内经》的参考文献之一。但是该书亦以错文为说，以《灵枢》为例，谓《灵枢·经别》前十三段为正经，后十五段为别经，乃《灵枢·经别》之所以命名的原因，但这后十五段，却误在《灵枢·经脉》中；《灵枢·四时气》大半误入《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等等，在今天看来，其编次有擅改经文之弊。

姚绍虞殚精《灵》《素》，历时7年完成《素问经注节解》。姚绍虞所注《素问》以唐代王冰注为底本，参以宋之《新校正》，复以明代张介宾、明代马莳诸家注而参断之。除了对原文有所删节注解外，还一改唐代王冰本原来的篇章顺序，将原书分为内、外2篇，内篇3卷48篇，论阴阳、治法等，属义理范畴；外篇5卷31篇，论针灸、岁运等，属象数之类。该书对王注多所议论，并申述己意。其注文未冠“按”字者，悉为唐代王冰注；冠“按”字的，则为姚绍虞注语。姚绍虞对唐代王冰的讹误，发挥自己的见解，多有创见。

此种方法不打乱《内经》原有的排列次序，逐字、逐句、逐段或逐篇予以注释阐发，当属此类。注解《内经》最早者，当推梁代全元起的《素问训解》。惜早已亡佚，现仅能从宋代林亿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见到其少数的注释。现尚存较完整的注本可分为单注《素问》与全注《素问》《灵枢》两类。

单注《素问》者，自唐代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伊始，此后代有医家发挥。至于单注《素问》的原因，如元代朱丹溪在《格致余论·序》中所云：“《素问》载道之书也……非《素问》无以立论。”估计是医家认为《素问》较重要，且也能全面反映出医学理论体系内涵的原因。

王冰历时12年整理《素问》。他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其一，将《素问》重新编为24卷，并补入“旧藏之卷”第七卷—运气部分；其二，对全书各篇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注释，对经旨多有发挥，成为后人注释《素问》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如《黄帝内经素问·序》所云“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可惜的是，在宋代林亿等校书时已经朱墨不分，古今杂糅了。唐代王冰注经宋代林亿等校正后，一直流传至今，是我们今日所见《素问》的底本。

该书是以唐代王冰的二十四卷本为底本。其特点有二，一是凡他认为原文有错简讹误之处就直改原文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这与其他本不敢改动经文，而仅在注释中指出其讹误者不同。二是阐发医理较深入而不流于空泛。如注《素问·灵兰秘典论》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时说：“决，开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水滥高原；中焦不治，水停中脘；下焦不治，水蓄膀胱。故三焦气治，则为开决渎之官，水道无泛溢停蓄之患矣。”结合临床所见的病变说明三焦决渎的生理作用，便不觉空泛，且有实际意义。

高世栻曾从其师清代张志聪集注《内经》，但认为《集注》“义意艰深，其失也晦”，因而他“不得已而更注之”，遂成《素问直解》。他的注释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而且每篇之中还分数小节，眉目清晰，使人一目了然，故称《直解》。

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书中之注语多采用清代黄元御《素灵微蕴》及清代章和节的《素问阙疑》两家之说，而黄书、章书流传较少，故可于《释义》中求之。另一个特点是，宋代林亿《新校正》关于篇卷变迁的校语，基本上他都采用了。其注释较为精炼，亦偶有所发挥。

有些医家将《素问》《灵枢》两部著作在保持原有篇次顺序的基础上进行全文注释。这些著作也是现行流传较多的《内经》参考书。

马莳素来长于针灸经脉，故其对经脉俞穴证治、注证颇为详尽，而《灵枢》多论经脉、俞穴和针刺，因此，马莳所注的《灵枢》很受人们重视。又由于马注之前《灵枢》被人重视不够，故马莳注《灵枢》又被认为是专门研究《灵枢》之启端，而其《素问注证发微》则并不太为他人所称许。正如清代汪昂在《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中所云：“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虽其中间有出入，然以从来畏难之书，而能力开坛坫，以视《素问》注，则过之远矣。”

张志聪精于医理，治学严谨，会同其同学、门人数十人，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历五载写成《素问集注》9卷，继而又完成《灵枢集注》9卷。因其集众人之智慧而成，故注释质量较高，亦开集体著作之先河。其特点有二：其一，联系《内经》各篇解释原文，注意到《素问》与《灵枢》二书医理的相互联系，互相印证，这一特点又称以经释经；其二，在注释中并不拘泥于历代医家的看法，而主张以临床实践为标准，强调从临床应用来阐发医理。

该书的特点是重在选用他人的注释。在选注方面，多采用唐代王冰、明代马莳、明代张介宾、明代吴崑、明代张志聪等家注释，以考证精确、符合经旨而有发挥者入选。对各家注释有分歧时，则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孰是孰非。如未能肯定，或可并存者，则用“恐非”“似是”“可并存”等口吻，望学习者思考抉择。本书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旁征博引，逻辑性强，对学者分析诸注、体会经旨很有帮助。

汉以前的书籍主要是用竹简、帛书、木版等方式流传，不易保存。时间一长便发生错落遗佚、涣散剥蚀等现象。加之，古今语言文字的不断变迁，时间间隔愈远，其间的变化愈大。所以，阅读古代书籍往往要通过仔细的校勘和训诂才能真正读懂和理解。由此校勘、训诂便成为阅读古书不可缺少的手段。可惜的是，向来注释《内经》的医学家鲜有精于校勘者，而对《素问》《灵枢》校勘、训诂做出一定贡献者往往不是医学家。

公元1057年北宋政府成立校正医书局，对一批古医书进行了校正。其中，《新校正》就是宋代林亿等校《素问》时所作的校勘，今存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新校正》校的时间较早，数量也多，如《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云“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所勘定的质量亦较高。如唐代王冰注释《素问·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曰：“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以其甚费于下，邪毒袭虚故尔。”《新校正》则云：“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把“足”训为虚词，较唐代王冰为优。

胡澍为清代安徽绩县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中举，次年升户部郎中，其精于小学，因多病而留心医方，著《素问校义》一卷，未成而逝，故仅存32条，但其精通声韵训诂，故其校勘法度谨严。该书借汉学考据之法，博引诸子经籍，旁及元代熊本、明代《道藏》本，或正全氏、王氏之讹误，或纠宋代林亿之偏失，勘正《内经》文字，穷及音韵训诂之原，彰明《素问》之蕴意，于后学对经文之校勘，窥见经旨原貌多有裨益。

俞樾为清代浙江德清县人，道光进士，撰有《群经评议》《诸子评议》等著作。俞樾“湛深经学”，长于正句读、审字义、辨假借。《内经辨言》对《素问》难字疑句考据精详，探赜索引，辨讹正误，引证确切。惜该书仅限于《素问》，且只有48条。

孙诒让为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曾任刑部主事，对经学、文学皆有研究，著述极丰，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等20余种著作。《素问王冰注校》为《札迻》卷第十一。其校勘训释《素问》凡13条，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以声类通转为依据，或审核字体流变以改形讹，多有创获性见解。且孙诒让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在清儒校勘《素问》诸书中，以孙诒让最为后出，故可供借鉴之处甚多。如指《素问·阴阳别论》云“偏枯痿易”之“易”为“弛”、《素问·痹论》云“逢寒则虫”之“虫”为“痋”，均至切当，资料丰富，论证严谨，逻辑性强，故该书对学习研究《内经》不无裨益。

冯承熙为江苏阳湖人，咸丰年间为国子监学正。冯承熙崇尚清代黄元御之学，为弘扬黄氏医术，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将黄元御遗著《素问悬解》《难经悬解》等校而梓行。《校余偶识》为冯承熙校订《素问悬解》的资料汇编。书中辑录了《太素》、唐代王冰注、《甲乙经》《新校正》等注释《素问》某些章节的不同见解，与黄注并行，交相辉映，可为参考。

张文虎为浙江南汇人，其自幼精研经学、历算、乐律等，著有《校史记三注札记》《舒艺室随笔》等。本书是张文虎在俞樾校勘之基础上，对《素问》中余存的衍文奥义、舛误错乱、全本残缺、王注疏漏而进行的考其源流，识其异同，逐句校订工作。尽管仅有19条，但对于《素问》之校勘却不乏精当之处。

于鬯，字醴尊，号香草，江苏南汇人，清末有名的小学文字大师，著述甚富。于鬯著的《香草校书》60卷是校勘经部的著作，《续校书》22卷是校勘子史部的著作，《内经素问》属于子部，故校之。于鬯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大精深的小学知识，旁征博引诸如小学文字、篆书、隶书、经、史、诸子、传记等，对《素问》102条原文进行了校勘和训诂。其论述精审，义理详明，创见甚多。

顾观光，字宾王，号尚之，别号武陵山人，江苏金山人，清末学者。顾观光笃学嗜古，博览经史，精于考据，兼通医学。就医著而言，除《素问校勘记》和《灵枢校勘记》外，还有《伤寒杂病论补注》，并辑有《神农本草经》。就此而言，亦算作医家之一。《素问校勘记》和《灵枢校勘记》博引古今文献，几乎每篇都经校雠，且对唐代王冰注、宋代林亿《新校正》均有所补正，或引旧说，或出己见，均期于精当。其精深程度虽不能与胡澍、俞樾、孙诒让诸大家相比，但其对校勘误，亦大有助于学者。

沈祖绵为浙江余杭人，对经学及小学深有研究，虽非医工，但喜读医书，每有所获，辄记录以存之，遂成《读素问臆断》和《读灵枢臆断》各1卷，于两个81篇，均已校勘过半数。惜《读灵枢臆断》于抗日战争期间佚于邮。沈祖绵曾受益于清代俞樾、清代孙诒让诸儒，且医易造诣甚深。《读素问臆断》对《素问》62篇100余条原文之校勘，先治训诂，次明章句，考据精详，训解明晰。援《易》释经亦多创见，可为参考。

喜多村直宽，字士栗，日本江户、明治时代名医。曾任医学教谕、宫廷侍医等职，注释医书30余部。其释《内经》以唐代王冰注文为本，旁校杨注，且就诸书，每有所考，记之余纸，厘为《素问札记》。该书广征博引，校勘有据，不乏创见。

度会常珍生平事迹不详，大致相当于我国清代时期人。唐代王冰次注《素问》24卷明代翻刻本存于世者不一，讹舛甚多。《校 》以群书异文对《素问》经文及唐代王冰注文进行了全面校勘。该书多以日本医庠古抄本、元椠诸本为校本，庶乎不失宋本之旧，而嘉祐之真厘然可见，故对研究《内经》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