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

● 时代背景

英宗正统初年，历史上称为“得人之时”，朝政有当时著名的阁臣“三杨”主持，即杨士奇、杨荣、杨溥，六部又有蹇义、夏元吉等老臣，这些人在朝多年，侍奉过几代朱家天子，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深为朝廷倚重；在内廷，又有自永乐以来饱经风霜的太皇太后张氏主持。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朝中安定无事。然而，也就是在这种安定之下，宦官势力作为一股潜流在暗暗滋长着。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政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对君权的威胁，自明政权一建立，便制订了一系列限制宦官活动的措施，如：宦官不许与外官互通消息；不准兼外官衔，不准穿外官衣冠；宦官品秩不得过四品；衣食均在宫中，不许读书识字，等等。为了使限制宦官的政策传之后世，永远遵守，朱元璋还特地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刻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个大字，以期后世永远遵循。然而，就是朱元璋自己，对这些规定也没有完全遵守，他在宫内建立了一套为皇帝服务的完整机构，即二十四衙门，几乎包揽了内廷一切事务，使宦官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不但如此，明代自朱元璋起，由于皇权高度发展，对臣下极端猜忌，终于发展到任用宦官刺探外廷动静，以及建立“诏狱”“锦衣卫”等，使宦官得以通过这些特务活动，染指朝廷大事。朱元璋还公开破坏自己建立的规制，派宦官出使办事。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宦官赵成赴河州市马；二十五年（1792年），宦官聂庆童赴河州办理茶、马事务。但总的说来，终洪武一朝，宦官势力还是受到压制的。据载：一个侍候了朱元璋数十年的老太监，有一次偶然在朱元璋面前谈起朝廷大事，朱元璋大怒，立时下令把他拉出去斩了。

▲金盖、金托碗（明）

到了后世就不同了。永乐时，因宦官在靖难战争中立下大功，对宦官的任用就越来越多，如著名的郑和，就是成祖身边的亲信宦官。此外，出镇地方、典兵、监军等事，也都常常由宦官担任。而且，随着永乐时期特务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宦官干预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宣德时期，不许宦官识字的规定也被破坏了。原来，宣宗宠信宦官，常常叫他们办各种事务，但宦官们不识字，办事多不尽人意。而明成祖曾赐给他四名小太监，都是明军远征交趾时的俘虏，能读书识字，文墨精熟，无论行为举止、办事效率，都很令人满意。于是，宣宗下令在宫内开办了内读书堂，专选年幼内侍读书。就这样，为宦官窃权铺平了道路。

正统年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宦官王振窃取朝政大权的局面。

说起王振，他曾是个读书人，由儒士出身并担任过地方教职，后来犯了法，罪当发配。正在这时，遇上朝廷选用宦官，王振乘机自宫，混入宫廷。由于他读过书，一进皇宫就与他人不同，又擅长权谋，在宫中地位上升很快，被人称为“王先生”。他又有在官场混过的经验，很得宣宗信用，后来被派去侍奉皇太子朱祁镇读书，成为太子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一即位，王振就被升为司礼监总管太监。

▲明英宗像

按理，英宗虽然是个十来岁的小孩，但外事有世称贤相的“三杨”主持，内廷有太皇太后张氏掌管，根本不会有王振窃权的机会。但是，永乐以来，宦官不许干政的规矩破坏得差不多了，人们对此失去了警惕，而王振又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地找空子钻，终于渐渐成为左右朝政的力量。起初，王振主要在小皇帝身上下功夫，在“三杨”及张太后面前则毕恭毕敬。每次王振到内阁去传达旨意都很恭敬，站在门外，不敢随意进门落座，倒是“三杨”觉得以他这样地位的大太监还如此恭敬，的确不错，常常招呼他入内就坐。当着阁臣的面，他还跪奏小皇帝，希望他不要太贪玩而应以国事为重，以致杨士奇辈感叹说：“宦官中有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呀！”但是在暗中，王振则竭力勾结内外官僚，伺机窃权。他利用较长时间侍奉英宗、深得这位小皇帝倚重的便利条件，暗中对皇帝施加影响。英宗每次临朝之前，王振总是把从各方面探得的消息告诉他，并教他如何应付，要怎样才能使大臣们心悦诚服，一件事后要怎样赏罚，如何在臣下面前树威，等等。由于王振耳目众多，他教皇帝的事往往灵验，使英宗对他非常敬佩。而文武大臣们对于小小年纪的皇帝能够遇事不惊，也十分惊奇，认为是皇上天资聪明，很少有人想到是王振从中作了手脚。

另一方面，王振为了加重英宗对他的倚赖，在宫廷生活中，对于小皇帝的种种要求，都尽可能地予以满足，以至于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就感到他过分放纵皇帝的生活。一次，张太后召大臣及王振，对王振加以警告：“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经过小皇帝的请求及大臣们劝解，王振才得到宽免，并规定他不许干预朝政。

宦官窃权，最常见的手段便是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地位，赢得皇帝的信任，对皇帝施加影响，以至于最后架空皇帝，自己以皇帝传令者的身份操纵大权。王振也不例外，他讨好皇帝，当然是为了更有力地对他施加影响。为了最终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教唆英宗对臣下乱施淫威，以使臣下畏威而不欺。英宗常常在臣下面前施威，也觉得很有意思，在王振教唆下，他常把不顺自己意思的人随便投入监狱。在正统六年（1441年）以前的几年中，六部尚书中竟有四人被投入牢狱，这种牢狱之灾由于张太后的干预而有所减免，有些官员下狱不久，就被张太后以懿旨放出，但英宗这种做法还是有很大震慑作用。随着皇帝年龄渐渐长大，大臣们也日益认真看待他这种作法，明哲保身的大臣往往会因此缄口不言。

王振将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稳住后，又伸出手来一步步窃取朝权，他不时在张太后面前进谗。一次，福建省签事廖谟杖死了一个驿丞，地方官将廖逮捕，上奏请示处置。辅臣杨荣、杨溥认为应将廖处死；而杨士奇与廖为同乡，因而设法搭救，说廖应按因公误杀人的条款处理，双方争执不下，请张太后裁定。王振乘机对张太后说，三位大臣所言均出于私意，不是太重就是太轻，按法律应将廖降职为同知，张太后见他如此“秉公无私”，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这类事多了以后，王振竟渐渐染指于朝廷大权，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正统五年（1440年），王振开始向掌政的内阁大臣发动正面攻势，他揭发杨荣接受宗室贿赂，请求复查，这位一世贤名的大臣竟然忧愤而死。王振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后，加紧培植内外亲信，风头极劲。正统六年，宫中三大殿修建工程竣工，英宗大宴百官以示庆贺，按惯例，宦官是没有资格出席这种宴会的。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去看王振在干什么，结果看见王振正在大发脾气，英宗忙令开东华门的中门，请王振赴宴，在座的文武官员也都起身迎谒。张太后在世时，王振的势力已有很大发展。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去世，王振更加肆无忌惮了。当时，杨荣已死，杨士奇因儿子杀人被捕而“坚卧不出”，不理政务，只有杨溥一人主持大事，年老势孤，已不是王振敌手。王振操纵年轻皇帝于股掌之上，他毁掉了朱元璋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大权独揽，广植私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稍不如意，便对大臣乱用刑罚，动辄枷锁官员，当时一班正直朝臣贬的贬，杀的杀。畏祸谄媚者趋附王振，甚至有人自认为干儿子，王振更是卖官鬻爵，威福任情。

为了树威和建立边功，王振唆使英宗几次对云南麓川少数民族地区大举用兵。后来，翰林侍讲刘球上疏反对此事，并劝说英宗勿使大权下移，王振见疏大怒。这刘球是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文人，门生很多，王振正好借此打击朝臣以树威。在他的主使下，刘球被下狱折磨致死，最后他的家属要安葬他，连一具全尸也找不到了。

正当王振操纵英宗几次大征麓川时，北方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多次率兵对明朝进行骚扰活动。王振不但不加强防范，反而与也先勾结，索要贿赂，赠以兵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部2000余人入贡，王振视同儿戏，随意压低马价。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廷曾答应与其联姻又无故反悔，遍集蒙古各部兵马，大举南下，“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 土木堡之战

前线败报不断传来，王振与英宗泄泄视之。在王振怂恿下，英宗决意率明大军亲征。朝臣们纷纷以条件未备劝谏，均不听。在战备极不充分的条件下，正统十四年七月，英宗和王振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随军大臣、战将虽多，凡事却须经王振同意始行。王振在军中滥施淫威，成国公朱勇是前军主帅，有事请示，也要跪在他面前“膝行向前”，兵部尚书邝、户部尚书王佐触怒王振，竟被罚跪在草中一整天。由于此次出征准备不足，粮草难寻，随行人员甚多，沿途地方疲于供应，士兵乏粮，军心不稳。

八月初一，明军抵大同。也先为诱使明军深入，立即撤退，王振不顾大军实际情况，强令北进，文武大臣纷纷谏止，不听。次日，王振得到前些日子前线明军大败的情况报告，不禁害怕起来，于是下令大军班师回朝。王振是蔚州人（今河北蔚县），起初他想让英宗“驾幸其第”，在故乡显示威风，命令大军从紫荆关退兵。途中，他忽然想到大军行进，会踩坏他在家乡置办的田园庄稼，又下令大军改道转向宣府。初十月，明军抵宣府，蒙古骑兵追袭而至，连派数员大将，统兵数万断后，均因冒险出击，指挥不当而至全军被歼。十三日，英宗大军在沿途不断遭到袭杀的情况下退至距怀来县20余里的土木堡。文武大员纷纷请求皇上急速入怀来城，或速奔居庸关，同时组织精锐断后。王振完全不予理睬，命大军就地扎营。其实，他在土木堡停留的目的，只是为了等待落后的千余辆辎重车。

十四日天明，英宗大军拔营开进，但为时已晚，全军已为蒙古大军包围。土木堡地势虽高，但无水源，为兵家绝境，士兵掘井2丈深仍不见水，军心大乱。十五日，也先佯装退却，并遣使议和，王振对情况不加分析，轻令大军移营就水，行伍大乱。也先乘机转身扑来，蒙古骁骑蹂阵冲入，明军于混乱中纷纷解甲投降，抵抗者被杀无数。混战之中，明廷公侯大臣50余人遇难，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军俘虏，50万大军损失过半，余皆溃散，遗下辎重兵器无数，尸横遍野。王振在混乱中被无比仇恨他的明军将领所杀。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也先部回头攻击明军的骑兵，最初只有两万多人，竟使数十万明军顷刻间解体。而皇帝出征被俘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