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慕维廉与《地理全志》《大英国志》
五口通商之后，外国人在华出版事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译著的两部著作《地理全志》《大英国志》，是这一时期译介出版的史地著作代表。《地理全志》介绍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概貌，各区域主要国家的概况，世界自然地理知识。《大英国志》则主要讲述了英国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风俗、文化。两书是晚清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英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慕维廉及其两部书
慕维廉（Rev.William Muirhead），1822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后加入英国伦敦会教会团体。1847年8月26日抵达上海开始传教活动。他与在上海的王韬、蒋剑人（蒋敦复）等有广泛的接触。其后，他又在牛庄、苏州、天津等地传教。1900年，死于上海。慕维廉是伦敦会在上海时间最长、出版著作最多的教士。从伟烈亚力1867年撰成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中可以看到，慕维廉前期的中文著作有39种，英文著作3种。在著述列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慕维廉所撰写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宣扬基督教的，《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是他非基督教宣传读物中的代表。
《地理全志》分上、下两编，共365页。1853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上编，次年出版下编。上编5卷5本，书前有英文序言、创造天地万物记、中文绪言。根据序言可知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为：玛吉士的《地理备览》、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米尔纳（Milner）的《世界地理》（Universal Geography）和《自然地理集》（Physical Atlas）、萨默维尔夫人（Mrs.Somerville）的《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里德（Reid）的《地理学和天文学概要》（Outlines of Geology and Astronomy）等。该书的篇目布局为：上编首篇列有地理总志、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卷1亚细亚洲全志，卷2欧罗巴洲全志，卷3阿非利加洲全志，卷4亚墨利加洲全志，卷5大洋群岛洲全志。每一洲又分为若干内容进行详细讲述，然后分国进行讲解，详略不一。下编主要是关于地质、地势、水论、气论、光论、草木、生物、人类、地文、地史的介绍和论述，全书10卷10册。注251书中附图若干篇。全书这种组合形式有点不伦不类，反映了当时传教士编译外国史地著作的特点，出版此书完全是为了迎合晚清人士的阅读习惯。各洲内容记述分文、质、政三个层面，慕氏在《地理全志·地理总志》中指出，这三部分内容“皆当次第参究，而政尤为纲领，学者宜熟思之，故宜先推详其论，而后质与文可递讲也”。在每洲的叙述中，对洲属主要国家发展史的记述也比较详细。如在介绍欧洲志时，分别述及了俄罗斯、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日耳曼列国、普鲁士、奥地利、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国历史，分篇论述。实际上，该书上编就是一部世界史著作。下编卷十“地史论”，所述内容实际上是一篇关于中西历史发展及交流的论述。
冯桂芬阅览了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说道：“据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地之大如是”注252，这是该书对他的直接影响。冯氏还用注解的形式评论了《地理全志》。他写道：“《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于日本国记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讥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缅甸国亦于胥吏横征之怨。未几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见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倍多。”注253《地理全志》产生的反响是不容忽略的。从晚清人的理解程度出发，此书上编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下编。上编犹如一部简明的世界各国史地图册，对于要了解世界形势的晚清人而言更加适用。1883年，慕维廉仿照《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的体例对《地理全志》进行了改写，在西谛藏书版书名页上还题有“《续瀛寰志略》字样”。修订版内容与初版相比有所变化。经过体例修改后，该书上卷包括：地形、地动、地广、地线、地气生物、天象、地理总论、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亚细亚全志、欧罗巴全志；下卷分阿非利加全志、亚墨利加全志、大洋群岛全志。对各洲志的撰写仍从文论、质论、政论三个层面进行记述。内容经过调整后，体例略显条理清晰。叶瀚在《初学读书要略》中指出，读史“先读《地理全志》，可知国地政俗大略，并知讲地学门径，远胜读《瀛寰志略》、《海国图志》各书也”注254。当然，晚清学者也有对《地理全志》体例不满意的。1860年3月8日，《王韬日记》记载张斯桂前往伟烈亚力处购书，“鲁生喜西人格致之学，意欲延西士翻译各书，并将慕维廉之所著《地理》下编痛加删改，使察地之学，釐然大明。亦可谓士流中之矫矫者”注255。
《大英国志》，上海墨海书馆1856年刊刻，该书叙述英国发展史，从“开国纪原”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伟烈亚力认为该书是译自米尔纳的《世界地理》（Universal Geography）。1860年，墨海书馆又刊出八卷本的续刻本。1881年，慕维廉对该书进行再次修订。修订后的《大英国志》在内容上与1856年相比稍有变化。从整体而言，变化不是太大，内容上有所增删，个别词语的翻译上有修订。全书以编年的形式进行叙述，注256介绍了英国由最初的部落发展到欧洲强国的历程，用了七卷的篇幅进行展现。七卷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王朝更迭、反抗侵略以及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发明和新成果。卷八是关于典章制度的叙述，慕维廉在《凡例》中有这样的介绍，“英史原本七卷，无志。凡一朝政刑之制，总叙每卷之末，与中国史例不符。是书七卷外，略述职政、地理等志，为第八卷，名曰志略。其详当仍于每卷篇末求之”注257。由此可知，慕维廉是为了适应中国史书的体例，对译著体例进行了改造，将原书中每卷之末的典章制度汇总形成了第八卷志略。所以，《大英国志》每卷末尾仍然有典志的一些内容。至于在慕氏的结构调整中是否依据其他资料进行了内容的增添还须考证。“十志”的内容包括：职政、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兵志、农商、地理、地理图、英伦分部。
和早期来华的马礼逊、郭实腊、米怜、麦都思一样，慕维廉在进行传教的同时，对中国的史书经典也非常关心，力图通过中外文化上的会通，实现中外信仰上的统一。麦都思编有《东西史记和合》《论语新纂》，前者是力图达到中西历法上的会通，后者则挑选《论语》中关于道德和信仰的话语，附之以《新旧约全书》中的相关内容。慕维廉来到中国后，想必也受到伦敦会的教导，重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上文所讲，他对《大英国志》志略体例进行了调整，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史书编纂有一定的了解。注258据慕维廉所言，将此书命名为《大英国志》，是“取《大金国志》之例”注259。
慕维廉对中英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论说和比较，主要集中在《凡例》之中。第一，他认为在中国有史馆修史，并有起居注和实录，有易代修史的传统；英国等泰西诸国无史馆，士民皆可自撰史书。第二，修史以国为纲领，中国以帝为政，朝代更迭，多修前代史，断代之史居多；英国军民共为政，国号历代相承，通史居多。第三，在纪年上，中国以帝号纪年，英国以耶稣编年。第四，在史书体例上，中国断代史编年、纪传兼采；英国史有本纪而无列传，这样政教兵刑事无大小全部归入，就会有凌乱之感。第五，在内容上，英史记载首重法律，君臣在议会上讨论内容均有记载；所载教事崇奉耶稣教，其他均不得载入。另外，他强调在英国教育中地志与国史并重，二者相辅相成。大概这也是慕维廉译著《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的原因。
二、关于英国史的介绍
在《大英国志》出版之前，中国人和外国人编纂的史书中也有英国历史的相关论述。远的有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近的有中国人颜斯综的《南洋蠡测》、萧令裕的《英吉利记》、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但中国书籍里面的记载大多没有经过实地考验，多是从其他材料或依据外国人的资料编撰而成。在《大英国志》出版之前，外国人编纂的专门介绍英国概况的是《大英国人事略说》和《大英国统志》。《大英国人事略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大班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e）用英文写成，由马礼逊译成中文，全篇不满2000字，主要是配合阿美士德的通商行动而撰，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内容是英国的海外贸易活动、来华贸易目的等。注260《大英国统志》由传教士郭实腊撰写，是《大英国志》出版之前，对英国历史记叙最详细的书籍。另外，在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传》以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书籍中，也有关于英国史的简单介绍。外国人编纂的这些英国史著作大多在中国境外出版，能够在大陆传播的数量不会太多。从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只有处于通商口岸的开明人士看到了这些论著，对英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英国通史在中国的译介是由慕维廉完成的。
在《地理全志》中，就有关于英国史的简明介绍。在叙述欧洲各国发展时，有《地理全志·大英国志》一节，全文2500多字，将英国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政治统治、组成部分等进行了概述。文中论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至于朝纲，国位男女皆得临御，惟以长幼为序。国制有相二人，一理内、一治外。此外，大臣或司帑藏、或司出纳、或权贸易、或听讼狱、或掌玺印、或摄印度之政、或统水师之事，各有其佐匡劝。都城有公会二，……”注261同时，文中还叙述了英伦、爱尔兰、苏格兰三部分的人口、贸易、教育等情况。慕维廉在翻译此部分内容的时候，做到和通史《大英国志》的呼应，书中经常出现“其本国一切志略，俱载《大英国志》”。
《大英国志》的出版，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影响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了前期外国人译介的英国史。《大英国志》一书12万余字（1881年修订本），对英国的国家发展历程、政治、民俗、教育、战争、经济等情况，都有详细的介绍和描述。在纪年上，采取公元纪年法，同时附有中国皇帝纪年。如，卷二记载道：“东英之国式微，不见于史，今其军垒池濠之迹，犹有存者，时耶稣后六百十七年，隋炀帝大业九年也。”注262这种表述方式比比皆是，便于中国读者在年代上的对照和理解，也有利于促进本书的传播。注263《大英国志》中对英国史的叙述，特别是政治更迭记叙尤详。例如，文中记载了“光荣革命”后，威廉入主英国，议会进行表决，威廉的反应，“维廉与马利同为英王”，“政权一操于维廉。议若无子，则王之冕传于故王之此女安是役（安妮）也。传国以世之礼废”注264。在1881年修订本的《大英国志》中，慕维廉根据其他资料将英国史一直续写到1880年，对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对外扩张行为都有详细描述。慕维廉以比较自豪的口吻描述了英国发展状况，文中写道：“至是，赖开垦获煤铁利，用以耕织，生聚益繁。国中治火轮车路甚多，英伦威尔士计三万七千路，苏格兰八千路，阿尔兰七千路，凿山开洞，建铁桥于米乃海峡及冈威河，大船樯桅直从桥下过，制甚奇异，电气铁线自伦敦至各关隘咸置，亦越海底至各处，远近于天下皆不能限。英地土产甚益于民，铁铅铜锡及煤矿最多，百姓日用遂以富强，气候寒暖……”注265再加之英国在世界各地殖民活动的顺利拓展，“日不落帝国”英国俨然显现出一幅人间太平景象。这种记叙当代史的读物是国内读书人急需的。
《大英国志》作为一部完整的英国通史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慕维廉及其助手在图书的翻译、刊刻、流布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忽略。此书将英国的王朝更迭、经济发展、文化变革等历史知识带给了中国，对晚清士人了解和认识与中国有着众多关系的英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本书也同《大美联邦志略》《法国志略》《俄国新志》等，共同构成认知西方发达国家的参考资料。当然，有国外经历的中国人，对此书的评价与国内士人会有所不同。在英国，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从张听帆处借得慕维廉《大英国志》。郭嵩焘认为该书“所论开国纪原，全不分明。又慕维廉故教士，尊所行教，奉之为宗主，以纪国事，皆据教为名，往往支离舛互，人名、地名又多异同牵混，甚不易读”注266。这种认识差异，折射出了传教士译著中的局限性。
三、神意史观
作为来华的传教士，其思想和行为是一致的。通观慕维廉的中英文著作，基督教方面的著作是非宗教书籍的10倍。慕维廉在《大英国志》凡例中明确指出译著该书的目的在于突出基督教在英国发展史中的作用，“英史所载教事，别类分门，互相消长，设科立轨，略有异同，要之一意崇奉耶稣天主，其他异端，皆不得入焉”，“英史尤重教会，国中大政，无事不与教相关，故叙述教务，不容简略，且天下万事，皆上帝主之，作史者必首言上帝焉”注267。在1881年的修订本序言中，慕维廉同样讲道：“盖英之创始何日，史无可稽。云作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升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有以知所以盛衰升降者原于上帝。上帝之手不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时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读者勿徒览战争之故，兴亡之迹云尔也。史册所载，天道微而显，上帝以定律治人，鉴其善恶，降以罪福，天下人人能博稽载籍，感发天良，悔过迁善，斯为要理。”作为基督信徒，慕维廉在笔端感情的流露和实际活动，都是可以理解的。慕维廉在书中也有对基督教的直接描述，介绍耶稣，“圣书云，主造万国本于一派”，“不知耶稣基督为上帝子，一献其身，众罪尽赎，信之即得赦也”注268。在卷七的结束语中指出，只有遵循上帝的旨意，国家才能走上富强之路，“盖上帝自有权衡，俾国家祸败立见，惟时时勤事上帝，则藉其物产之丰，即后日亦可更兴，如使国政不遵天教，众议士不奉圣书，学士日出危言，商贾趋利若鹜，百姓善者少，恶者多，正恐上干帝怒，而国家将衰。惟国中政教、议会、商市、民居，事事悉秉公义，可知即有敌国外患，上帝荣光丕著，必能佑之矣”注269。在叙述都铎王朝文教发展时，认为这些文化成就在于申明耶稣正教，告诉人们，“惟信耶稣，舍身赎罪，圣神感入人心，始得蒙上帝恩”注270。宣扬神意史观，是基督教著作的显著特点，这和西方国家建立过程中宗教的发展有紧密关系。中国读书人在报刊上撰文反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慕维廉还亲自撰写了《申诉传教》一文，为传教活动进行辩护。注271
近代读书人汲取了《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传递的内容，但是对所传播的基督教观念基本都摒弃了。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对西方各国还是保持敌对心态，禁锢的心理防线并没有丝毫放松；另一方面，基督教所传播的思想与中国士大夫多年所受儒家思想熏陶，以及头脑中形成的精神信仰产生了一种冲突，将其视为“异端”，短时间之内并不能迅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