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19世纪前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探索

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记述受到“夷夏之防”等观念的影响，但是也留下了一些可贵的历史记录。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记》（12卷），宋代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赵汝适的《诸蕃志》（2卷）、朱辅的《溪蛮丛笑》（1卷），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1卷）、汪大渊的《岛夷志略》（2卷），明代董越的《朝鲜赋》（1卷）、黄衷的《海语》（3卷）、张夑的《东西洋考》（12卷）等。西洋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为19世纪研究域外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关于域外世界的论著

在严格的闭关贸易政策和禁教政策之下，中国并没有完全地封闭起来。在广东地区的贸易仍然继续，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转入地下。在此情形之下，中国人有的给外国人做了中文老师，有的成为翻译，还有的成为雇佣者。政府的官员要处理对外事务，也便有了更多与洋人接触的机会。19世纪初期，对域外的关注出现了四种取向：其一，经世之学抬头，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学者中研究边疆史地知识者见多；其二，随着中外贸易的增多和沿海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外关系的日益恶化，一些有长远目光的士大夫开始关心域外，寻求挽救局势的方案；其三，一些出洋的人看到了外面的新鲜世界，留下了所见所闻；其四，自19世纪初，以英俄为代表的列强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边陲和海疆，推动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留心外国情况，并出现了一批研究与介绍外国情况的论著。在这些人的著作中都留下了近代早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探求，为鸦片战争之后认识西方奠定了知识基础。

从官方史书记载来看，此时的清政府对域外形势不甚了解。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到来给中国人带来了地球的空间意识和五大洲的概念，但是士大夫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更多的是持怀疑的态度，它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随着清朝禁教政策的发展，这点仅有的域外知识也被束之高阁。所以，乾隆年间修成的《大清一统志》和《皇朝文献通考》，以及嘉庆年间修的《大清会典》中对英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国都没有正确的记述。英国两次派遣使节来华，都没有取得成效，充分反映了清王朝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观念。故而，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道光皇帝毫无知情英国的位置，竟然询问英国是否与俄罗斯接壤，^注220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华夷观念”占主导的对外政策影响下，还是有一些学者站在了时代前沿，关注域外世界的变化。俄罗斯与中国距离较近，历史上交往频繁。对俄罗斯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阮元的《外藩传》，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长编稿跋》《俄罗斯事辑》，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姚莹的《俄罗斯通市始末》《卡伦形势》《库伦》和《土尔扈特》等。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与中国往来较多，对英国进行记述的论著主要有：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何大庚的《英夷说》，俞正燮的《鸦片烟事述》，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汤彝的咭唎兵船记》等。此外，尚有俞正燮的《荷兰》《天主教论》，颜斯综的《南洋蠡测》等。以上论著中，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等对外国记述较为详细和准确。在这些私人著作和文献中，保存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域外的认识。

下面，对部分较有影响的论著进行简要介绍。

《海岛逸志》，六卷四册，王大海撰，1806年刊。王大海，字碧卿，福建漳州人。乾隆四十八年以文战不胜，往游荷属东印度群岛，周历噶巴、三宝珑、万丹、葛剌巴等地，数年始回。书中所记多荷兰风俗、宗教、贸易、物产。记载了一些科技知识，如量天尺、千里镜、火轮船、荷兰医术等。^注221

《海录》，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谢清高约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卒于道光元年（1821），广东省嘉应洲金盘堡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杨炳南与李某到澳门，遇到同乡谢清高，“与倾谈西南洋事甚悉，向来志外国者，得之传闻，证于谢君所见，或合或不合”^注222，便将谢清高的海外见闻一一记录下来。杨炳南参考其他书籍，经过加工定名为《海录》。谢清高幼年就随人在南洋各地经商，后发生沉船，被外国人救起，在外国人船上工作十四年，随船周游各地。《海录》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涵括35国，叙述了中南半岛及印度一带的国家和地区；中卷涵括33国，记述了相当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下卷主要记述欧美各国。林则徐曾向道光皇帝推荐《海录》一书，他说：“《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为精审。”^注223

《海国纪闻》与《海国集览》，两书卷数不详，李兆洛（1769—1841）撰。李兆洛，字申耆，江苏阳湖人，曾任安徽凤台知县，后主讲江阴书院。他的学术与并世诸儒相异趣，著有《养一斋文集》20卷。《海国纪闻》一书今已不存，仅能从李氏撰写的《海国纪闻序》中了解大概。《海国集览》是李兆洛根据《海录》所记各国，参考其他史料进行考证的书籍。

《吕宋纪略》，一卷，黄可垂撰。黄可垂，字章夫，号毅轩，福建漳州人。他曾经至西属吕宋贸易，该书主要记载吕宋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宗教及华侨活动等。

《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二卷，叶钟进撰。叶钟进，字蓉塘，安徽歙县人，在广东居住很久，为早期留意海外世界的人之一，撰有《寄味山房杂记》。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记载英国的地理位置、宗教信仰、教育、生活习俗、军队、刑罚；下篇记载英国在南洋活动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情形。^注224

《南洋蠡测》，一卷，颜斯综撰。颜斯综，广东南海人，又著有《海防余论》。^注225

《英吉利记》，一卷，萧令裕撰。萧令裕，字枚生，江苏淮阴人，曾在两广总督阮元幕府任职，对广东海关事务及中外贸易情况较为了解，又著有《粤东市舶考》。该书主要记载中英贸易及鸦片走私情形。^注226

《盾墨》，四卷，汤彝撰，道光十四年（1834）刊。汤彝，字幼尊，湖南善化人，曾做两广总督卢坤的幕僚。书中对征讨台湾、平海盗、越南内讧以及边防诸战争记载详细。其另著《柚村文》（六卷），内有咭唎兵船记》《绝咭唎互市论》《市舶考》等文，是早期留心海外情事的代表。

《英夷说》，一卷，何大庚撰。约撰于嘉道年间。^注227

《癸巳存稿》，十五卷，俞正夑撰，道光十三年（1833）刊。俞正夑，字理初，安徽黟县人，长于舆地之学。书中对俄罗斯事、鸦片烟、天主教等事皆有记载，偏于文字考证，缺乏新鲜史料。

《俄罗斯事辑补》，张穆撰。张穆，字诵风，又字石州，山西平定人。长于边疆舆地学，撰有《蒙古游牧记》。该书是在俞正夑的《俄罗斯事辑》基础上，参考其他史料考订而成。该文收于《㐆斋文集》。

另外，在阮元等纂修的《广东通志》（320卷，1822年刊）、梁廷枏纂修的《广东海防汇览》（42卷，1836年刊）、《粤海关志》（120卷，1838年刊）等著作中，也有关于域外世界的记载。

二、对域外世界认识的特点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鸦片战争前有识之士并没有完全被局限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域外情况，并撰写成多种记录，这些史料反映了当时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19世纪初期，中国人对海外史地的认知和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19世纪初期的海外史地记载，较早地看到了域外世界的变化，分析了西方侵略者特别是英国的来华意图，但是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来华的根本目的，更不可能认识到西方文明特别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力量，没有建立起强烈的国防意识。颜斯综在《海防余论》中虽然写道“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可消其桀骜之气”，但是，他对英国的认识还是停留对财富的追逐上。他说：“广东有通洋之利，恐有通洋之患。诸国熙熙，皆为利来，而英夷尤专为奇技淫巧，以易取中国之财。”^注228针对英国商人、教士的到来，何大庚在《英夷说》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曼达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娑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注229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分析了英国来华的意图，写道：“近来英吉利甘心留粤，一则恃南洋、港脚诸番沿途据有停泊，二则恃星忌利坡离粤不远，彼国虽隔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此外海岸，土瘠产稀，如飞头蛮等处，虽常到，不屑顾。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注230萧令裕在《记英吉利》中也仅仅认为英国是为了争地盘，“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为争取港口不惜出兵。^注231这些早期的著作中，已经注意到了英国为实现追逐利润的野心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隐患，甚至英国会为此不惜出兵，造成边疆危机。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英国来华的目的是要开拓市场和殖民地。

谢清高的口述著作则用一个旅游者的眼光看世界，所关注的是所到之处的方位、物产、建筑、服饰、礼仪、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所谓的西方文明的迅速发展，更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意图。

第二，关注沿海形势的同时，不忽略西北边疆危机。19世纪30年代前后，沙俄对中国西北边陲构成威胁。姚莹、俞正夑等人则着眼于沙俄的研究。姚莹在《康輶纪行》中表达了他自嘉庆中期以来对形势的关注，在《识小录》中存有《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土尔扈特》等篇章。俞正夑在《俄罗斯事辑》中分析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提醒中国人要防止沙俄再次利用一些少数民族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第三，这些书籍虽然只是对域外世界的简单记录，但是却对晚清的士人、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瑬在《海录》1842年刊本序中认为：前人所著舆地书，“然其书往往详于中国，略于外洋，岂以耳目所不及，遂存而不论欤。方今烽烟告警，有志者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外洋舆地不可以弗考也。而前史所载綦略，即以《明史》考之，与今势有不同。独《海录》一书，近而可征。”^注232《海录》一书在1870年、1881年、1936年重刊，吕调阳、谢云龙、冯承钧等人先后为重刊《海录》写了序，充分展现了该书在近代“世界意识”方面的启蒙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这一时期的域外记载多有采录。

第四，早期的有识之士，还没有真正走出以中华为中心的观念，建立起世界意识。颜斯综虽然认识到了对外贸易的增多会给中华带来隐患，但是他认为外国人来华的原因是“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注233。这种认识不限于颜斯综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局限。

19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已经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他们在著作中展现的思想和认识为鸦片战争，乃至以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财富。这一个时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外国史地研究的发端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