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实业诚信观
李 玉(1)
近代实业虽然区别于传统实业之处殊多，但就讲究信用方面，则无二致。语谓“人无信不立”，而企业又何莫不然。不过，相对而言，近代实业信用的构建颇难，且维持不易。张謇创业过程为后世留下诸多借镜，其实业诚信观尤其值得认真总结。
一、以“诚”创业
讲张謇以“诚”创业，当无人提出不同意见。诚者，热诚、诚恳、诚心诚意是也，这种品质在张謇创业过程中无疑得到了充分体现。试想张謇甲午之后新科夺魁，状元及第，却另辟蹊径，不畏艰险，走上创办实业之路，没有坚定的意志，何以能够做得到。与张謇创业同期，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倡导、鼓励，另一位状元陆润庠也曾投身实业，在苏州经办纱丝等厂，一度也很卖力(2)，取得相当成绩，惜未经持久，陆润庠还是回到风险不大、按部就班的官场生活之中去了(3)。而张謇则坚持不懈，终于有成，其间克服重重困难，可想而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劳苦空乏，动忍拂乱”(4)的情形，以及大生纱厂的“草创艰困历史”(5)，已由他自己在该厂1907年第一次召开股东大会时做了详细说明。他后来在北京商业学校又对自己的创业历程进行叙述，其言曰：
实业由何业入手乎？鄙人通州籍，自念棉花为通州旺产，除美国外，世无与匹，因创办纺纱公司。是非一人之力所克措办，势不能不出于招股。时适值上海纺纱公司大失败之后，又鄙人性耿介，暇时未常与富人殷勤相接，以素非相善之人，临时有事，乃欲募其金钱以为股本，又值同业之公司失败以后，其非易事，不言可知。黾勉将事，力任其难，阅四十四月而规模粗定。其间曲折盖非数言所能毕。始云集股五十万，乃未至二十万，而缴股者已属寥寥。初集数万金，厂舍建筑甫成，而经费告匮。继集数万金，棉花收买未足，而经费又告匮。东拼西集，朝夕拮据。加以小人之阻难，局外之反对，困苦情形，不但他人未曾尝试，即鄙人回溯生平，亦有数之厄运也。惟鄙人此时，绝无烦恼。设当时烦恼心一生，将此事废弃于半途，不但纺纱厂无成，股东股本付之不可知之数，试思后尚有人肯信用否耶？故不顾牺牲目前之快乐，力与患难为敌，久且相安。视烈风雷雨与景星卿云等量齐观矣。吾言至此，有急欲诸君注意者，则此公司成立四十四阅月，而一切用费，不及万金，鄙人应得之公费，则丝毫未尝支取也。(6)
大生集团垦牧公司的创办历程更为曲折，张謇的付出同样难以殚述，他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如此说道：
股东诸君知测勘方始，各堤未筑之前，公司之地作何现状乎？立乎邻堤而东南望，时值东北风大汛，潮拍邻堤之下，弥望皆水。浪花飞洒，薄入邻堤，故缺啮不齐。农人间连柴牛抵捍，近邻堤内之地，黄芽白苇，半未垦熟。时值无风小汛，潮不内侵，驾小车周视海滨，则凫雁成群飞鸣于侧，獐兔纵横决起于前，终日不见一人。夏夜，则见照蟛蜞之火，繁若星点而已。如是则此一片荒滩，似多无主，可以任我开垦。然按地求之，有官、有营、有民、有灶，又有坍户、酬户、批户。官又有为民买含糊之地，营又有苏狼纠葛之地，民有违章占买灶业之地，灶有照案未分补给之地，甚至民业错介于兵田之内，海民报地于通界之中，几无一寸无主，亦无一丝不纷，非本地人无由知其披却导寂之处。此则理纷之法，由委员定之；而理纷之事，惟李君、张君二人是赖。然其间考诸图卷，征诸实事，迭经官厅勘丈，历八年之久，官民之纷始能理竞，其难盖可知矣。鄙人则以为既任其事必达于成，不当畏难而退缩，躬率江君等昼作夜思，一意进行。亦幸总督之为刘忠诚公，力排众谤，真实维持，乃能不败。历史亦可复按也。
而经营之瘁，则又有可述者。开办之始，无地可栖。先与李君捐资，修丁荡之海神庙以顺民俗，聊借休息，而仍不可栖众也。乃买三补施姓仓而葺之，为根据地。进筑各堤，则随堤址所在之荡搭盖草房，率数人一屋。湫溢嚣杂，寒暑皆苦。饮食之水，晨夕之蔬，必取给于五六里或十余里外。建设工作，运入一物，陆行无路也必自为路，舟行无河也必自为河。督工之人，晴犹可乘小车，雨则沾体涂足。至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一年之风潮，江君与龚君伯厚、李君伯韫等诸人，皆昼夜守护危堤，出入于狂风急雨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即工头、土夫无一退者，卒至堤陷乃归。而所得之俸，视通之他公司裁半，视他处之公司裁三四之一耳。以是，始之慕公司而来者，卒一年二年去矣。事劳而俸薄则不愿留，责重而效远则不能留，故今之能十年在此者，皆有志与鄙人共成荒凉寂寞之事之人也。
今各股东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而十年以前，地或并草不生，人亦鸡栖蜷息，种种艰苦之状未之见也。鄙人所以陈述者，欲为营业投资之股东与实业目的之办事人，有休戚相关之意，即不共甘苦，亦不可不知其甘苦耳。(7)
在相关企业创办过程中，张謇还得承受各种误解与嘲讽。误解与嘲讽对于民众造成的愤怒、怨恨甚至气馁心理的程度，与他本人的身份与地位成正比例关系。地位越低，其抗误解性与耐嘲讽性越高；地位越高，对误解与嘲讽的敏感度也越高。像张謇这样刚刚跻身中国科举考试最高端，曾令万民仰慕的知识分子而言，“脸面”无疑相当重要，社会上的嘲弄与欺侮，对他心灵的刺痛可想而知。但张謇抱定目标，“闻谤不敢辩，受侮不敢怒，闭目塞耳，趱程盲进”。(8)所以，张孝若讲，其父最初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坚忍的勤俭的毅力上边”。(9)
事实说明，尽管“办事之难，岂惟一端？”，(10)但张謇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成功。张謇创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坚持不懈，刻苦耐劳，树立信用。张謇特别强调勤俭创业，他曾推心置腹地告诫后来者，欲图创业之有成，“不外极平常之‘勤俭’二字。而‘俭’之一字，在目前尤为重要”。他举例说，“余办大生纱厂时，不自取薪俸，事事均从节俭，历时四十五个月，总共开支仅一万余金。盖当时资本甚微，基础未建，非此不能立足，遑论后来之发展”。他将之总结为自己“创办大生厂之精神”。他指出，无论从事何项业务，创业者均须做到“勤俭”，“言‘勤’则办事必依定时，言‘俭’则一切开支，务从节省，勿惮刻苦，勿自矜满”。如此一来，则非特企业之幸福，亦创业者“将来立身之幸福矣”。(11)在张謇看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12)
后来他又进一步讲解“勤俭”之义，他对农校学生演说指出：
夫勤者，乾德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俭者，坤道也：“坤之德在啬，啬则俭之本。……勤俭之广义，虽圣人之成德亦由之，所以加一‘苦’字于‘勤’字之下，加一‘朴’字于‘俭’字之下，非为凑成字句而然。”他指出，“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者也。俭之表示以朴，乃俭之在一人一家者，于俭之用为狭。而非朴则不足表示俭之实行，非徒托空言也。”(13)
“勤苦俭朴”四字既是农校校训，也是张謇自身创业的写照。除了“勤苦俭朴”之外，创业成功还需“忠信笃敬”的精神。他曾对南通农校和暨南学校的学生演说指出：
诸位当此青年求学时代，须打破为我主义。中国人往往为己者多，盖政教之不良也。又社会人心理上之旧习惯，固结难破，然苟示人以信用，使人乐从，即绝无资本之人，总可吸取人之资本。信用者，即忠信笃敬之意。我本一穷人，廿年前我之信用，不过一二千圆；更前言之，不过百圆而已。现余各实业机关之资本，几二千万圆，然非一时可以致之，盖有效果使人信从。非然者，徒自苦而已。盖天下事不信则民勿从，故余对于农学生，时时以忠信笃敬为训。(14)
由此也说明，企业家的信用，可以产生巨大的辐射与带动效应。张謇以他在南通农校举办棉作展览会为例，指出最初前往贷种者只有三百人，一年之后则增加十倍，“前此农民之不来者，无他，我无信用也。盖无效之时，决不能致人之信用；苟有效时，虽不速亦来”。(15)
以“诚”创业，来源于较高的创业旨趣。张謇之所以能够克勤克俭，艰苦创业，是因为在他心中逐步确立了一个救国、报国的理想。用他的话说，就是要“识天下大局”，“为国家着想”。(16)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他首先从家乡做起。他一生致力于地方自治建设，就是这个道理。欲收地方自治之效，经济建设是基础，所以他从大生纱厂开始，逐步将产业拓展至垦牧、榨油、制铁、交通、银行等领域。也就是说，张謇创业的根本动机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增加社会福利，促进创业带来的普惠效应，通过办实业，以谋发达民生，保护利源，而非为个人财富独占。换种说法，张謇创业的根本动机在于“谋众人之善”，而非“创个人之福”。正因为他看到国破民贫，危机日甚，遂激发实业救国之念。他“不胜时世之愤，欲雪书生之耻”，遂“慨然委身于实业”。(17)正如他自己所言：“庚子以后，曾来京师，人或谓余弃官而营实业，必实业获利有大于居官之所得者。又或谓余已获利数十万金，乃仍集股不止。何耶？当日似以余专为致富计者。余则若专图个人之私利，则固有所不可；若谋公众之利，奚不可者？嗣因纱厂必需棉花，棉花必待农业，于是设垦牧公司。又因棉籽制油为副业而设油厂，又为畅销途利交通计，而设轮船公司。要知余之所以孳孳不已者，固为补助纱厂计，尤欲得当一白吾志耳。时局至此，若专谋个人之私利，虽坐拥巨万，又何益哉！”(18)
可以说，胸怀天下、普惠民生的崇高目标和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品质与毅力，是张謇以“诚”创业的动机与动力之所在。在此引用张謇早年说过的一句，用于总结他以“诚”创业的心态较为恰当，即“职本里儒，家承素寒，愤中国利权之外溢，思以绵力自保其方隅。念生平实业之未娴，只以不欺感通于俦类。图之方始，则筹之不敢疏；毁之者多，则持之不敢懈”。(19)
二、以“信”经营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兢兢业业”，“招信义而广招徕”。(20)他对企业信誉非常注重，曾在大生纱厂最为辉煌的时候告诫公司股东与管理层：“营业一道，胜败无常，视其人之精力如何，乃可觇其业之效力所至，固不可狃于胜，亦不必怵于败。世情万变，来日方长，所愿我股东诸公仍予维持，我同人诸君无忘敬慎，务使本公司信誉不落前二十年之后，且益进焉。此则鄙人无穷之冀幸。”(21)
张謇还在不同场合，对企业家与企业信用的重要意义进行过专门讲演。他指出：
中国公司之阻遏，由于从前大众出钱供一人挥霍，往往事未告成，而资本已罄，致闻人劝人资于公司者，相戒以为大阱。(22)
吾见夫世之企业家矣，股本甫集，规模粗具，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元何有之乡。即局面阔绰之企业家，信用一失，亦长此已矣。(23)
张謇非常注意对于商业学校毕业生进行实业信用教育，他在对商校本科毕业生的训词中这样讲道：
诸生不欲有为社会则已，否则，当求为人所敬爱，而毋为人所畏忌。设有人任事兢兢唯职分是守，唯信用是图，持之以恒，行之以谨，不以挫折灰心，不以见异迁志，其不为社会所欢迎几希；非然者，终见其为人畏忌耳。吾国人轻义重利，不法行为多本乎此。不知妄取非义之财，法律上之罚则纵不汝加，道德上之罪恶又焉所遁？现为诸生谋实习地尚未果得，幸而获之，望熟思余言。(24)
他进一步强调，学生“初出问世，勿稍萌发财之念，惟力求良好成绩以为立身之基，则将来所造，自无止境。盖吾人供职社会，仅可得相当报酬，而不可作逾分奢念，否则操守难信矣。抑诸生不患不获重用，而患不能任重。欲任重必增益其学识经验，久之自可达到目的。若无其能力而妄求之，非特不可得，即得之，能安之乎？夫人之欲发展，其心思才力以致力于世者，必须独立经营其事业。……犹之破布可供造纸，人方乐用。向使一无所用，则人将屏置不顾”。(25)
通海甲种商业学校落成之际，张謇发表讲话，同样指出信用的重要性：“鄙人对于是校无他奢望，但愿职员之所以为其职，教员之所以为其教，学生之所以为其学，如是而已。……今日仅为商业之始基耳。植基之道云何？在道德与信用。鄙意道德与信用二而一也。古今中外未闻有有道德而无信用之人，亦未闻有有信用而无道德之人。诸生处于师长、同学间，无论何事何时，当力守信用，注重道德，养成将来因应他事之习惯。”(26)
张謇还对师范毕业生指出，“修身之道，固多端也，即就不说谎不骗人做去亦可矣。至于今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之事，均为社会之恶习。欲得一不说谎、不骗人者，难矣。诸生虽不能强人以善，切不可随之而不善。国虽万变，要不失为我之地位。愿诸生既受父母干净之身，而仍以干净之身还诸父母也”。(27)
张謇对于商业银行社会信用的养成非常重视，认为银行“必为商民所信望，而后得商民之信用”，(28)所以银行员工的素质与品德就很关键。他对银行专修科学生提出养成诚信品德，学业与道德并重的要求：
是故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况银行员日与金钱为缘，更非有优美之道德，不足以恢宏信用，扩张营业。守法宜坚，不可假借；营业宜敏，极忌呆钝。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又如审察商情、伸缩金融，非有极敏捷之手段，措置难以适当。而失败之机，隐伏于此。是以守法不可不坚，而营业不可不敏也。须知坚与呆有别，敏非猾之谓也。呆与猾乃经商者所最忌。诸生不可以误会也。不然，学术虽精，必不能信用于人。综之，如自度道德学术俱属优美，又何患其学之无所用哉？(29)
张謇还特地举了他昔日鲍姓朋友之子，“少年英俊，任职银行，颇能尽职，故人有子深为欣幸，孰意中途变态，行止不端，竟至亏欠万金之巨，身败名裂，罪无可逭”。(30)以此说明银行从业者职业操守与信用于公于私均有重要意义。
可见，张謇对于实业人才诚信经营观念的养成相当重视，不断提倡，叮嘱毕业生，在之后的职场生涯中，“忠信持之以诚，勤俭持之以恕”。(31)而这正是张謇本人在创业过程中秉持的价值观与事业观。张謇认为，经营公司尤须尽心，用他的话说，“用己之财则己之善，用人之财则人之善，知其未必善而必期其善，是在经营之致力矣”。(32)以此说明，诚信经营其实就是认真经营，尽心经营，想股东之所想，急顾客之急，以己之力推动企业更好地发展，以期更好地服务社会。
张謇非常清楚，公司要义之一就在于“公”，他曾经指出：“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西人凡公司之业，虽邻敌战争不能夺。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33)张謇不仅集合“公资”，而且提倡公司经营者的“公仆”意识。他指出：“凡公司成立，其被举为公司办事之人，受大众之委托，即公仆也。”(34)
既为“公仆”，则必备“服务”观念，例如大纲盐垦公司成立之后，张謇兄弟“即切嘱公司办事人守正持平，优加体恤。须视灶民如子弟，教训而约束之。不能视灶民如仆役，如路人。灶民之困苦无告，公司义应拯援之情，应爱护之。所派办事黄、徐各生，亦皆遴选及门中和平恺悌之士，必可为各灶民实心筹画，期进于相亲康乐之途。嗣后，灶民对于公司进行如有不甚了然之处，可推请灶中明白事理之人，随时向公司询问。其有不便之处，可随时向公司商请酌办。再如不明办垦之效及公司作用与地方获益之处，可推请明白事理之人，来通参观通海垦牧、大有晋、大豫各公司，视各公司灶民趋向忧乐如何，归述于乡里，必恍然知人人之大利在后，决不为目前无益之举矣”。(35)这说明，张謇兄弟知道，公司管理人员的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公司的社会信誉。
但对于公司而言，管理人员毕竟受托于股东，即“少数资本家”，所以公司与社会有时并不同构，也不同调，两者的利益难免冲突，以盐垦企业为例，管理层如何“一面顾全少数资本家之公司，尤一面顾全灶民数万人之生计”，(36)如何昭示信用于双方，令其均感满意，实为难事。张謇注意到经营实业需要兼顾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用他自己的话说，“盖利于己而不利于人决非真利，真利者必利及人人也”。公司与社会之所以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在于公司及公司之外的相关民众皆立足于本位考虑问题，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所以张謇“老实”告诫“公司与普通人民均勿存一占便宜心”，宜共同配合，以“谋永久之利”。(37)
三、张謇及大生集团的诚信践行
同其他思想品德一样，诚信不仅表现在口头及文字，更见诸实际举措。就实业信用而言，更“非力创不能徒口立信”。(38)如前所述，张謇在口头及文字方面提倡诚信经营的记录并不少见，那么他的实际作为又如何呢？
张謇本人的诚信作为固不难列举，例如大生纱厂创办过程之中，为了筹集旅费，他多次风餐露宿，但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卖字，或求亲靠友，也“不忍用公司钱”。(39)据张謇自己讲，在大生纱厂筹建的五年期间，他“未支厂一钱”，生计全赖自己担任书院讲席所得微薄俸金。(40)他创办了那么多企业，兼职甚多，但多数不领薪金，所受奖励及分红也多用于公益及慈善事业。可以说，张謇的私德无瑕，就是他本人对股东与社会的最大诚信。
但是，以公司为形式的近代企业绝非个人经营可比，企业领袖的个人信用固然重要，但代替不了企业信用，而后者的作用、影响及其维系难度则均超过前者。
相较于旧式经营，现代公司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从募股集资、注册开办、股东会议、董事会授权、监察人（监事会）稽查、账目公开、资产管理，直到破产清算，无一不需要相应的法规、条例、章程与规则等加以规范与约束。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之际，国内尚无专门的公司法规，“公司无法律，一切无所据依”。(41)相关企业均以例代法，管理机制各不相同。张謇设计创造出独特的董事管理机制，既照顾了大股东的权益，又适应了企业生产与经营需要。后来，张謇又陆续探索试行过总管理处制和总经理制。晚清《公司律》与北洋政府《公司条例》颁布之后，张謇的企业多能守法运行。他早就认识到，“一公司成立，有董事，有查账人，皆代表股东以监察行政者。有董事会，有股东会，皆办事人以营业情形，筹商股东或代表人者”。(42)大生纱厂于1907年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大生崇明分厂1907年开车之后，即“踵通厂故事，开正式股东会，决议进行方策”，选举经理人员。其他公司，当发起到一定程度，张謇也“集多数股东，选举职员，分任其事”。(43)每次股东大会，张謇多会发表“总理演说”，一方面介绍公司的经营，另一方面提出公司的规划，既“感人”，又“动人”。现在留存下来，并收录在《张季子九录》《张啬庵实业文钞》《张謇存稿》和《张謇全集》（两种）等文献中的张謇在相关公司股东大会上的讲演，成为珍贵的近代实业文献，对于反映张謇及大生企业集团经营理念与发展历程，作用不可低估。
对于张謇而言，他是公司的“公仆”，而公司是由股东投资而成，公司的生产与经营主体则为企业，由此决定企业的发展质量在张謇的实业信用中是非常关键的内容。欲图公司发展，改进和加强管理自然成为应有之义。
从原料到工艺，从生产控制到质量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环节，张謇自然较为重视，并反复摸索。他亲撰大生纱厂《厂约》，对于厂内各位“董事”，及其属下各位“执事”的职权予以厘定，并规定了企业管理流程及考核与激励机制。本此原则制定的《大生纱厂章程》将企业分为“银钱总账房”“进出货处”“子花栈”“净花栈”“批发所”“工料总账房”“工账房”“物料所”“机账房”“拣花厂”“轧花厂”“清花厂”“粗纱厂”“细纱厂”“摇纱厂”“成包厂”“杂务账房”“稽查”“巡丁”“火险”“管水龙”等20多个部门与环节，并对各个流程与各项事务的工作均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他企业也多踵大生之例，制定了详细的部门与工序管理流程，大生分厂的管理规程之细微甚至超过大生纱厂。
在大生崇明分厂，“纱出于花，其美恶不可不辨；纱成于纺，其工作尤不可不精。丁未开车伊始，崇之男女工，未习其事也，因派各执事驻通厂肄习，归而教导工人，并向通、沪、苏、锡各处，招徕良工，为之导师，日渐月摩，力求细致。久而生者进于熟，又久而熟者能求精矣。而工料，初犹费也。日省月试，力求节约。久之，而浮用除，实用且可省矣。惟出纱之数，终嫌其少，乃严赏罚以惩劝之，另加钟点，不令少休。和花必极其均匀，成纱必极其光洁，日夜孳孳，不敢自暇逸。考工之人，亦云劳矣”。(44)
大生崇明分厂的质量管理也经过不断摸索与改进，张謇指出：“工厂营业，生货为因，熟货为果。分厂自庚戌春以前，进货贪多，不暇研究潮、次，其存栈者每致亏秤，其随时用者暗耗而不觉，而纱色即不免暗滞。故与魁盘同开，非贬二元，无人顾问。其时售数，且不得多，罕有至二千箱者。庚戌秋后，注意去潮，而次货犹不能尽剔，故售价仍无起色。辛亥秋，与正厂各选派调查员，详考沪上各厂工，锐意整顿，气象顿易，销路浸广，价目提高。”(45)
对于企业选址，生产流程和厂区建造，张謇均躬亲参与，详为审定。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力求坚朴”，(46)设备引进力求先进实用。他还指导各厂加强预算，提存公积、保险、折旧等项，“以厚厂之信用力”(47)。相关企业在爱惜工人健康，注重劳动卫生方面也有所作为。(48)
张謇深知创办企业，“经理尤在得人”，(49)故对于企业管理人员颇多教诲，告诫他们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居安思危，持盈保泰”(50)。尤其是管理人员必须群策群力，和衷共济，以公心生合办，因为企业“非一手足之力也”，管理人员“同谋厂利则公，各顾名誉则奋”，只有“同心一致，趋事赴功”，方能使企业不断发展，社会信誉日益增加。(51)
张謇还多次对社会方面对于企业的非议及时予以澄清，以维护企业和经理人员信用。(52)
实际经营活动中，张謇也遇到过别人以不诚信相交者，令他十分气愤。例如，他为践行自己素所主张的“棉铁主义”，培养纺织专门人才，提高专业技术，特于南通创办纺织专门学校，除了专业学习之外，还有工厂见习活动，俾来学者养成实用技能，服务各地实业建设。“是以建校以来，所收学生，不限一省，来见习者不止一人，经费除公司股东以余利效此义务外，未尝受政府、社会，或他省、他人分毫之辅助，此心皎然，若揭日月。”但是，没想到，“南之某公司、北之某公司派来学习之人，辄在本厂暗中勾引男女工头、工人，加放工价，情同扇诱，虚言投饵，迹近拐骗，致工人扰攘，不能安心工作”。对于这等欺诈行为，张謇当然十分生气，认为“此等鬼蜮伎俩，乃中国下等市侩与某国促狭分子之行为，不独士大夫投身实业不当如此，即上等工商业人亦断不为此”。他明确指出，实业家应当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就使某公司、某公司事属新创，需人为用，无路探寻，何妨明告本厂主任人，商同筹画，代为招募，堂堂正正，相见以诚，而必为此等卑劣行为，致主任人有禁阻以后许人见习妨害工作之请？”不过，张謇也并非器小之人，告诫属下“亦未可室怒而市色，因一二处贪人败类之为，遂改我君子待人之量”。只须在工作环节方面加以改进，“第亦须示限制，每年以若干名为限，并订取缔规则，设仍有逞其诡僻行为者，一经察实，必为露布”。并再次声明：“甚愿以行政或公司团体名义派人见习来者，趋于正大光明之轨，勿专学无间地狱尖酸诡谲之魔鬼也。”(53)
这说明，张謇也是一个讲究规则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言，“以不规则之自由，妨碍有规则之自由，古今中外以为不可，謇亦确以为不可”。(54)
对于企业而言，毕竟是一个经济组织，首宜追求生产与经营效益，否则，空谈信用，于事无补，结果也只能是既无“信”又无“用”。正所谓，“创办实业，只冀其事之成”。(55)张謇在大生纺织公司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演说时指出，“本公司开办至今，营业尚有进而无退，实力尚有增而无减”。(56)尤其是“欧战事起，纱厂获利倍蓰，于是南通实业之史豪于海内外”，(57)正是因为企业经营顺利，利润不断增加，所以才会有股东受益、员工受益与社会(58)受益的“皆大欢喜”。除此之外，任何一方面受损，都会有损于企业信用建设。三方信任的有机合成，共同构成企业的社会信用。
四、余论：人格抑或制度？
张謇所处的，是一个激烈变动的时期，经商办厂固为国家与社会之所需，但方式与手段则大异于前。正如张謇所言：“今之时，何时乎？商业衰敝至于此极，而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59)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实业建设，其信用建设的条件与要求已大不同于前。近代以降的企业诚信建设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不仅包括企业内外因素，而且涉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企业家信用与企业信用、人格信用与制度信用等，就是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曾撰文论述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资源，指出“张謇办厂之前的职场资历与科举功名，为他积聚了丰富的官场人脉网络，使他可以更多地接近行政资源，增加投资的垄断性与特权性”。(60)事实上，张謇的这些“人力资本”对于他的企业信用还是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姑且不论在素有“官本位”传统的中国创办实业，张謇的“名人效应”自然有效，单就官场给予张謇创业的便利与特权也足以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当然，张謇个人的优秀品质对于实业信用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张謇的实业信用体系中他本人的个人声誉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张謇创业的动机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散财”，即“名为公司而以利众人者”，(61)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实现改造地方社会（用他的话说，就是“地方自治”），所以他虽然创办了大量公司，但又将企业盈利主要用于地方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企业与社会的边界，从而难免造成张謇企业信用与社会信用的混同。而这种边界不清，虽然一度给张謇带来较大声誉，也对实业规模扩充不无助益，但从长远来看，给企业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著名学者孟森所言，“南通业务盛时，本以实业自治建设之资源，负担甚重，啬翁一手握公司、地方两任，遂以填入地方之赀为亏公司之累，公司为盐垦等各业生枝发叶之本，宗脉失调，百体尽痿，是为啬翁晚年事业中蹶之期”。正是“公司与地方之混淆，资产与负债之轇轕”，才导致了大生企业系统的全面危机。(62)
张謇虽然重视“治人”，也不忽视“治法”，但中国向以“人治”为基础，即使在近代社会开始缓慢的法制建设时期，习俗与传统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足以阻挡或淹没法律与制度的规范。例如，公司分红方面的“官利”之制就是其中一例，张謇所办企业大都规定了官息八厘左右的官利，股东历年自官利项下收获颇丰，大生纱厂的官利“无年不付，余利自庚子始。综计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七年，除每年应付开支正息外，所获余利，每股共一百二十五两有奇”。(63)而大生崇明分厂，“各股本自附入日起息，按年八厘，年年支出。中间虽经股东会决议，递迟二年发给，以厚运本之力。而其款复认利上之息，周年六厘，计甲辰至壬子，股东所得利息，共银五十三万八千六百六十两零三分四厘”。(64)张謇这样对大生分厂股东说道：
今试合六届之账略、说略观之，未开车前，专事工程，无从取利，即以股本给官利。计自甲辰至丁未三月初四，共付官利九万一千四百七十余两。开办费所谓九万六千五百四十余两，非纯费也，官利居多数也。开车以后，虽始营业，实则失利，乃借本以给官利。计自丁未三月初五至戊申年终，又付官利十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余两。而两届之亏，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余两，非真亏也，官利占全数也。凡始至今，股东官利，未损一毫，递迟发息，则又利上加利以对股东，薄乎否也？(65)
由此可见，张謇确实待股东不薄，此举却不利于企业发展。张謇本人也知道，“泰东西各国商业，获利若干，皆以本年营业为准。赢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提奖若干，无所谓官利”。(66)而晚清《公司律》并无此项条款，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时期主持制定的《公司条例》虽然规定特殊企业在开业前可以订明不超过六厘的“官利”，但开业之后即当取消，不得再有固定利息，(67)作为农商总长的张謇也曾以此责令申请注册的相关企业改正章程，(68)但他在自己的企业却照行不误。他对此曾作如此解释：“各国自有习惯，有他国之习惯，乃有他国之公例，乌可以概中国？且亦赖依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蝟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69)事实上，在民国时期，也并非每个企业都不折不扣地执行官利制度，甚至废除官利者也不鲜见。(70)但张謇在变通此制时，尤为谨慎，这与他重视德性，遵从习俗，漠视制度有直接关系。此举虽然为张謇及大生纱厂赢得了暂时的信誉，但对企业发展的不良影响不言自明。
因此可以说，张謇的实业信用基础是对人信用，其问题首先是企业与社会边界不清，其次是“人治”与“法治”——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与制度——的边界不清。张謇虽然也注意到“公司乃法团”(71)，但大生企业的法人性质一直被遮蔽在他个人的权威与信誉之下，使其信用一直偏重于“对人”，而非“对制”。不过，这种偏重“对人”的信用建设也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普遍做法，具有多方面的效应，今天加以检讨，当给以客观和理性的评价。
(1) 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2) 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在奏折说他在苏州办厂过程中，“一力肩持，不辞劳怨”，见《息借商款移作公司股分片》，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奏疏》，卷25，第5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总第3519页。
(3) 李玉：《陆润庠与张謇——同时创办实业的一对状元》，《文史杂志》1994年第4期。
(4) 顾公毅：《张先生传（二）》，曹文麟编：《张啬庵（謇）实业文钞》卷，第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40号），总第24页。
(5) 张謇：《大生纺织公司二十年纪念开会词》，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页。
(6) 张謇：《北京商业学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
(7) 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182页。
(8) 张謇：《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页。
(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第三编，第73号），第72页。
(10) 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182页。
(11) 张謇：《淮海实业银行开幕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6页。
(12) 张謇：《北京商业学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
(13) 张謇：《农校开学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9页。
(14) 张謇：《本县农校欢迎暨南学校参观团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
(15) 张謇：《本县农校欢迎暨南学校参观团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页。
(16) 张謇：《上倪文蔚书》，《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17) 张謇：《致徐静仁函》，《张謇全集》第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9页。
(18) 张謇：《北京商业学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
(19) 张謇：《请保护提倡实业呈商部文》，《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20) 张謇：《承办通州纱厂节略》，《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21) 张謇：《大生纺织公司二十年纪念开会词》，《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22) 张謇：《勉任苏路协理意见》，《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23) 张謇：《北京商业学校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页。
(24) 张謇：《商校本科毕业训词》，《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443页。
(25) 张謇：《商校本科毕业训词》，《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443页。
(26) 张謇：《通海甲种商业学校落成演说词》，《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1页。
(27) 张謇：《师范第十届本科毕业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9页。
(28) 张謇：《致铁良函》，《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29) 张謇：《银行专修科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278页。
(30) 张謇：《商校本科毕业训词》，《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页。
(31) 张謇：《商校本科毕业训词》，《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443页。
(32)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33) 张謇：《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张謇全集》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34) 张謇：《勉任苏路协理意见》，《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35) 张謇：《与张詧代表大纲公司告新兴灶民书》，《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36) 张謇：《与张詧代表大纲公司告新兴灶民书》，《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37) 张謇：《七场水利大会之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8页。
(38) 张謇：《复商部大臣函》，《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39) 张謇：《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页。
(40) 张季直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41) 张謇：《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42) 张謇：《拟组织江苏银行说》，《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43) 张謇：《华成公司成立宣言》，《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44)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45)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46)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47) 张謇：《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48) 张謇：《再告戒实业同人书》，《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5页。
(49) 张謇：《与曾铸等禀农工商部文》，《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50) 张謇：《与张詧告诫实业同人书》，《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3页。
(51)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52) 张謇：《答似非某公之某公驳复》，《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25页。
(53) 张謇：《敬告派人来南通见习纺织之团体》，《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446页。
(54) 张謇：《通告城区父老昨日一日之观念》，《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
(55) 张謇：《大陆制铁公司通电》，《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
(56) 张謇：《大生纺织公司二十年纪念开会词》，民国七年（1918.5.23），《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页。
(57) 孟森：《吴君寄尘墓志》，曹文麟编：《张啬庵（謇）实业文钞》卷首，第26页，总第6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40号）。
(58) 此处的“社会”既包括与企业无直接经济往来的普通人群，也包括企业债权人等。而普通社会的受益，既包括企业发展带来的投资环境与生活条件改善，也包括企业家的主动捐助。例如张謇兄弟“以创办实业之余财，为嘉惠地方之盛业”［张謇：《恭陈谢悃褒扬呈文》，民国四年（1915.8.17），《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8页］，前后捐助地方公益事业款项达一百数十万元［张謇：《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民国十年（1921）夏，《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4页］。前者系企业发展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后者则为企业家个人的专项功业。
(59) 张謇：《致商会联合会函》，《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页。
(60) 李玉：《从“以身发财”到“以财发身”——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效应》，《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61) 曹文麟：《张退庵先生行状》，曹文麟编：《张啬庵（謇）实业文钞》卷首，第11页，总第38页。
(62) 孟森：《吴君寄尘墓志》，曹文麟编：《张啬庵（謇）实业文钞》卷首，第26页，总第68页。
(63) 张謇：《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64)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民国二年（1913），《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
(65)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民国二年（1913），《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276页。
(66)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民国二年（1913），《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
(67) 这一点似较晚清《公司律》有所倒退。
(68) 张謇：《咨外长总长陆征祥》，民国四年（1915.3.6），《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页。
(69) 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民国二年（1913），《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6页。
(70) 李玉：《惯性与变迁：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司股息制度》，《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71) 张季真先生事业史编纂处编：《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