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謇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述略
顾纪瑞(1)
从1895年到1921年,张謇在江苏的南通、崇明(启东)、海门三地,克服重重困难,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创办了拥有大生一纺、大生二纺、大生三纺三家纺织公司的新式纺织工业集团,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的业绩,影响深远。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坚定执着?他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晚清这段历史,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战胜了落后的封建主义。张謇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受到极大刺激。当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入侵,割地赔款,朝廷腐朽,民不聊生。张謇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以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的身份,毅然放弃仕途,回乡振兴实业。
从1985年开始,历经千辛万苦,不到十年张謇成为当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人物。他最初办厂目的是“塞漏卮”“保利权”“兴商务”。随着不断接受西方先进的经济思想,1903年他到日本考察受到启发,创办大生纱厂有实践体会,担任农商总长身份转换,视野进一步扩大,制订颁布了一批有利经济发展的法规条例;又融合了中华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思想,如以民为本、变革进取、因地制宜、讲求诚信、取财有道、勤俭务实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提倡“棉铁主义”
张謇1910年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1913年担任农商总长后,他明确提出“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2)棉指棉花、棉田、棉纺织业,他在这方面业绩卓著。铁指钢铁业,包括采矿、冶炼、机械制造。他在农商总长任内,建立矿务机构,力主大型铁矿应由国家经营而不能商办,农商部聘请了外国地矿专家,张謇还筹划过全国钢铁厂建设计划。在南通也办了资生铁冶公司,终因技术水平低成本过高而闭歇。“棉铁主义”对外抵制列强的经济入侵,对内指明调整传统经济结构的方向,是符合国情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济主张。
二、发展民营经济
张謇主张发展民族工业,是为了救亡图存,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由于“官督商办”已为广大商民所摒弃,当大生筹资不足需要领取官方纺机时,张謇提出的“绅领商办”,既摆脱了官方控制,又汇聚了民间资本,保持了民营企业的自主权。一举经营成功之后,再筹集资本比较顺利。张謇就任农商总长时,主张整顿官办企业,扩张民营企业。至于扩张民业之方针,“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3)认为应该“扶植之、防维之、涵濡而发育之”。办法是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注意于税则,致力于奖励。他在任二年,颁布了20多项法规条例,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张謇也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楷模。
三、推行股份制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是我国最早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他在南通兴办的59家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采取股份制形式。企业之间产权划分清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自负盈亏。在推行股份制中有两大改进:一是在股东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对官股和大股投票权加以限制的制度,维护了中小商股的股东权益。二是公司初创时实行当时流行的“官利”制度(不论当年盈亏先固定支付年息8%),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但公司利息负担很重。1923年张謇建议依《公司法》废除“官利”和“正息”之名,“开除一切用度外,实赢若干,即按股份分给若干,名曰余利,多寡无定也”。(4)此议于1924年1月的大生一二三厂董事联席会议通过,并实施于1923年的财务决算,从此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四、农工商一体化思想和建立地区产业链、生态化产业链
张謇早年就认识到农工商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5)后又进一步认为“农工商必兼计而后能相救”,(6)形成了农工商一体化思想。张謇在南通围绕棉纺织工业,创办垦牧公司建立棉花生产基地;以农产品为原料办了面粉厂、酿酒厂、榨油厂、皂厂等;为修造机器兴办铁厂、冶厂;为储运物资兴建了码头、仓库堆栈、轮船公司;创办新型服务业银行、交易所、电话公司、房地产公司、印书局、旅馆等。在建立的地区产业链中,还包含着资源再利用的生态化产业链,如利用棉花的产业链:纱厂、布厂、油脂厂、皂厂;再到造纸厂、印书局等。
五、经济立法思想
张謇经济立法旨在保护民营农工商业,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其主张必须有法律制约外方的经济利权,使我国农工商业与外国处于同等地位。张謇在南通创办和运营农工商业十几年,深切体会到经济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就任农商总长时发表的《实业政见宣言书》,(7)提出了4条措施,将经济立法列为第1条。他认为,“法律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故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危。”因此他把立法作为农林工商部的第一计划。为了加快进度,张謇建议改由农商部代替法制局制定经济法规。一些重要法规的修改制订过程中,曾派员出国考察,吸取西方国家的长处。许多法规曾向各方征求意见。他在任期间主持制定了二十余种法律、法规、条例。这些经济法规由政府公布后,获得工商界的拥护,改善了民初发展经济的环境。
六、利用外资思想
1898年冬,大生纱厂厂房基本竣工,机器安装十分之八,开工资金却无着落,国内告贷无门,张謇遂与美国人丹科、福开森商谈借款,以机器抵借25万两,借期10年,年息6厘。后屡次催问,未有回讯。(8)这是张謇利用外资的开端。1908年4月,张謇曾参与筹建中法劝业银行活动,拟议外资入股500万法郎(在法国外交部保存有合同),此事虽未能实现,说明张謇对引进外资有很大的积极性。(9)
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想法在张謇心中酝酿已久,至担任农商总长后,于1913年年底他向大总统提交了《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10)在呈文中,张謇提出了“合资”“借款”“代办”三种利用外资的形式,并对适用范围和利弊分别作了说明。又规定合资或代办公司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呈验资本”,违反这两条,即予以“取缔”。张謇还主张外债可借,“但借时即须为还计,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而用之何事,用者何人,用以何法,尤不可不计”。(11)张謇主张的利用外资的原则和办法,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是顺应社会发展的经济思想。
七、重视和运用现代金融制度
张謇认为“欲求实业之发达,民生之利赖,地方之进化,端自银行始”。(12)他在创办企业的实践中,从依靠银钱业转向依靠银行,到自己创办银行,逐步加深了对现代金融制度的理解。在筹资招股、资本运作、吸收储蓄、汇兑业务、资金结算、利息支付等方面他有了系统的认识。张謇在辛亥革命后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储蓄银行增加了投资。在1921年之前大生纺织集团投资回报率很高,信用上升,金融业许多银行争相向大生放贷,利息较低,张謇利用抵押贷款扩大纺织集团规模,产业链的许多企业也得到迅速扩展。但也因投资面过宽,借贷过度,基础脆弱而埋下了隐患。
八、以实业支持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
张謇认为“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13)即大办实业,大兴教育是强国富民之路。他提出“师范为教育之母”,对“父教育母实业”这句名言作过解释,认为“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是也”。(14)这阐明了教育需要实业支持,教育又为实业培养人才的相互关系。他带头捐赠巨额薪金和红利,在南通一县就兴办了从幼稚园到中小学、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各类学校,形成了完整体系,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所创办的师范学校,纺织、农业、医科、银行高等学校培养了大批中高级专业人才,除为当地服务外,还支持外地。张謇还引进外国人才,在工厂、水利工程、学校、医院直接以高薪聘请了一批外国专家。
此外他还兴办了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医院、养老院、育婴堂等社会事业。
九、企业管理中重视制度建设和人性化管理
张謇对三家纺织公司的企业管理抓得很紧很严。他亲自制订规章制度,从岗位、权限到责任,全面周密,达到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他十分重视建立财会制度,在1899年制订的《大生纱厂章程》中,“银钱总账房章程”被列于首位,简明扼要共9条。到1904年为大生二纺制订制度时,改称“银钱所”,条文增加为21条,使之更符合实际,更加细化。
张謇在领导企业过程中,创设了联席会议制度。1909年起是“正厂分厂(即一纺二纺)联席会议”,三纺投产后,1923年起为“一二三厂董事联席会议”。1929年至1935年建立“一二三厂董监事联席会议”。此后不断开会,统一议事,决定资本、人事、分配、经营等大事,提高了效率,增强了集团凝聚力。但实行中权力过大,有些大事本应该由股东会审定的,联席会议就决定并实施了。
张謇很注重人性化管理。在唐家闸工业区建了许多职工宿舍又称工房,有东工房、西工房、南工房和老工房。还为工人休闲建造了公园,为工人办子弟学校,为在职工人办夜校,为职工办职工医院等。这在当年很是突出,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精神。
十、原料采购和市场销售策略
张謇认为,“纱厂获利之多寡,枢纽在进花出纱”。(15)大生的经营重心就是抓好原料采购和棉纱营销两件大事。为确保收购到足够的质优价廉的原棉,大生自设收花机构,聘用了一批棉花行老行家掌管棉花的收购,每年根据收成的丰歉、市价走势和调度的资金,确定收购总量。在与外商和外地纱厂采购的竞争中,采取“人取我舍”和“人舍我取”的策略,有时“放价收购”,有时“勒价少进”,在通海原棉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棉纱的销售以“地产地销”为主。20世纪前二十年,产品以12支纱为大宗,主要供当地织户织成土布。纱厂批发给“四大关庄”,布庄向农户发放机纱回购土布,再由布庄销往东北。纱厂销售棉纱,通过主动减价让利,扩大产品销路,对一些老纱号在多派货、早出货、迟缴款上给予优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过去运销关东的粗布断了销路,“地产地销”优势全失。为适应市场变化,大生被迫调整产品结构,减少粗纱粗布,增加16支、20支纱和细布的比重,销售地也改为外埠为主。
张謇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很丰富,不只是以上十个方面。
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张謇在运营经济中也有不少失误,仅以三家纺织公司而言,明显存在以下问题:只顾扩大企业规模,不重视技术改造;盈利的大部分分给股东,积累很少;以企业的财力举办许多社会事业,负担过重;派不出懂技术有能力的新经理,以至二纺长期缺专职经理等,而最大的问题出在资本运作上。大生一纺对本业之外的分散投资和放款过多,向银行抵押借贷更多,进入1922年当纺织行业因棉贵纱贱、银根吃紧、外商倾销、面临全行业萧条时,大生纺织集团突然陷入资金链断裂,借贷无门,再无资产可抵押的严重困境。而金融业为保护自身利益,不施援手,反而提高利率,追讨贷款。最后上海银团接管了大生三个纺织公司,结果一纺得到恢复发展,二纺被清算拍卖,三纺得以维持运行。
(1) 顾纪瑞,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2) 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1913)》,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59页。
(3) 张謇:《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1913)》,《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4) 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1923)》,《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1—572页。
(5) 张謇:《请兴农会奏(1897)》,《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6) 张謇:《复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函(1919)》,《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7页。
(7) 张謇:《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1913)》,《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8) 张謇:《致刘坤一函(1899)》,《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9) 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19页。
(10) 张謇:《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1913)》,《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页。
(11) 张謇:《拟发展盐垦借款成立后宣言(1924)》,《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7页。
(12) 张謇:《拟组织江苏银行说(1906)》,《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13) 张謇:《致端方函(1904)》,《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14) 张謇:《欢迎日本青年会来通参观演说(1924)》,《张謇全集》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9页。
(15) 张謇:《通州大生纱厂第七届说略(1905)》,《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