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麟书——考了十七次才中秀才

一

曾玉屏有三个儿子，长子曾麟书字竹亭，二子生下不久便得病而亡，三子名叫曾骥云。

曾家“累世业农”，纵有读书之人，也向与功名无缘。曾玉屏不算富裕，却循依“以耕养读”传统，供给并鞭策长子曾麟书读书，将读书出仕、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先生进门的时候曾骥云还小，所以，读书的就只有曾麟书一个人。尽管这样，先生教得却一点也不轻松。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曾麟书长得虽然眉清目秀，好像很聪明的样子，本人也是积极向学，但无奈天性“钝拙”，那八股文无论怎么写，都写不到花团锦簇的境地。不仅教他的先生生气，他父亲曾玉屏生气，他自己也生气，据说气得整日拿脑袋撞墙，可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开窍。

转眼间，曾麟书的岁数大了，虽然娶妻生子，仍然是名童生（清朝时期，科举制度第一级考试叫考学，考上的叫秀才，没考取的，哪怕到八十岁，仍只能叫童生；二级考试叫乡试，考上的叫举人）。及至曾国藩兄弟几个出世乃至入学，曾麟书还不见有一丝的出息。

二

曾玉屏见曾麟书如此不开窍，知道指望儿子振兴家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就把主要精力花在几个孙辈身上。这时，长门长孙曾国藩已经六岁，到了入学的年龄，但曾麟书的老师因为年龄太大而辞馆回籍，其实还是因为曾麟书太不给自己争气的原因，实在不好意思再干下去了。曾玉屏于是又托人介绍，花高价从长沙把很有名气的陈雁门请进私塾，专门指导曾国藩。陈雁门是位六十二岁的老秀才，是名震三湘育人有方的私塾老手，因为手底下出息过两个举人门生而出名。

此时的曾麟书虽然还没进学，但毕竟进过几次考场，已经能够教人读书写字了，于是也在村里办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招了几名学生，自任先生。

曾麟书虽然开馆授徒，但因是童生，自觉脸上无光，白天教徒，晚上则更加勤奋地读书写字。一次次地进考场，进了十六次之多，仍不气馁。到第十七次进场的时候，连学政大人都被感动了，于是给点了湘乡县县首，总算进了县学，成了秀才。尽管这时曾麟书已是四十三岁的“高龄”，总算给曾家老小和自己妻儿争了一口气。

即使曾麟书进了学，曾玉屏仍然不许他“染指”曾国藩的学业，怕愚笨的儿子把孙子也拐带得没出息。

陈雁门的确是名私塾高手，名师果然出高徒。曾国藩与父亲曾麟书同年入学，在二十三岁便入县学，旋入涟滨书院求学，又进岳麓书院深造，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父亲曾麟书进学之后尽管也一次次地进考场，竟然再未进步，到死都只是名秀才。跟父亲曾麟书相比，曾国藩在科举上可谓一帆风顺。

三

尽管曾国藩在科举上很是顺利，但从他父亲曾麟书的身上便可以看出，在世代务农的湘乡老曾家，读书的种子并未真正发芽。曾家仅仅为了供两个读书人，就已经到了举债的地步。由此可见，一个农家子弟要想在科举这条路上出人头地，家族里必须得有一个见识超凡的领头人。曾家的这个领头人，就是没有读过几天书但却很有见识的曾玉屏。

因为知道自己读书不易，曾国藩特别珍惜自己读书的成果。具体的表现就是，他非常注重加强自身的修养，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圣人”。曾国藩知道，身教胜于言教，只有自己成了成功人士，才有资格去说服别人。只有曾家人都对读书产生了兴趣，读书的种子才能真正在曾家发芽、结果，长势才会越来越好。曾国藩不止一次说过：一家之中可以没举人、没进士，但不能没秀才，因为只有秀才才真正是读书的种子^[1]。

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曾国藩说这话是为了宽慰他的父亲曾麟书，意思是：别看您老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上举人，但您老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您老偌大年纪还在发奋读书求上进，后辈子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呢？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曾国藩在江西督军，利用闲暇时间曾经给儿子曾纪泽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对儿子说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从这封家书里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为了明事理，这比做大官更重要。所以他认为，一个家族可以没有人出来当官，但不能没有秀才。换句话说，也就是不能没有读书人。

[1]在明清时期，“秀才”作为读四书五经而进学者的专称，已经远远超出了“读书人”的界定。因有功名在身，秀才见到县令甚至不用下跪，这种身份带来的特殊性使得更多人开始通过读书投入科举入仕的怀抱。此时的曾国藩虽已进入仕途，对读书却依然十分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