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文献看早期题跋

在图像上题字，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汉书·苏武传》载，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刘询，前91—前48年）思股肱之美，命人图霍光、张安世、韩增、苏武等十一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王晓骊认为，这是最早的题画记载。《历代名画记》卷四引《东观汉记》载，汉灵帝（刘宏，157/156—189年）令工书画的蔡邕（133—192年）画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至东晋，被认为是“晋代书画第一”的王廙（276—322年）为勉励王羲之（303—361年）而画《孔子十弟子图》，并书写散文式的长赞。《南史》卷八“梁本纪”载：“帝（梁元帝萧绎，508—555年）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这均是早期的自书自画与自题。笔者以为，以上的题画与今天所论的书画题跋还有所区别。今天所理解的书画题跋，更多的是对书画作为艺术品看待而生成的品评与观感，而非单纯功能性的图示、图赞和后记。但早期的题写多类似于前述功能性的文字。

唐以前的绘画，实物已经不可多见。傅申先生认为，最早的题跋应是以佛经抄本之后的题记文字出现的（图1.1.1），大多数产生于五六世纪。他举出一件公元296年的写经，其后有五行文字，注明了年、月、日和字数，相当于是抄写人的后记。然而佛经在抄写之时，并非是作为艺术品进行制作的。若考虑到作为艺术品的书画，我们从《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今跋尾压署》等文献出发，可见题跋的状况。

第一，文献表明唐代以前收藏的法书名画多采用押署的形式，一般不作钤印，此时题跋已经初步形成。

图1.1.1　晋代佛经题跋，公元296年（采自《海外书迹研究》，第166页）。

《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署列当时艺人押署。”刘涛提到，此意即在唐以前的绘画收藏中，不钤盖收藏印记，而是列出当时的鉴定者以及绘画者的署名。从西汉到东晋，虽有收藏，却无造伪，至南朝有人悬金购买二王书迹，导致趋利之徒伪造名迹。故他认为，鉴定的押署活动，是从南朝开始的。南朝的鉴定活动，主要偏重于书法。所谓押署，就是宫廷鉴识艺人在藏品上署名，作为秘藏和鉴定的标记。刘涛梳理出押署之人，南朝宋有张则、袁倩、陆绥；南朝齐有刘瑱、毛惠远；南朝梁有沈炽文、唐怀充、徐僧权、孙子真、庾於陵、法象、徐汤、孙达、姚怀珍、范胤祖、江僧宝、满骞、陈延祖、顾操；南朝陈有杜僧谭、黄高；北齐有丁道矜；隋代有江总、姚察、朱异、何妥。如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中，《平安帖》右下有“（徐）僧权”（半），《何如帖》右下有“（姚）察”“（唐）怀充”押署。卷后有“开皇十八年（598年）三月廿七日。参军士学士诸葛颖（536—612年）。咨议参军开府学士柳顾言（537—605年）。释智果。”

《法书要录》卷四所录唐代韦述《叙书录》中，载二王、张芝、张昶等真迹，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其后。唐太宗（李世民，598/599—649年）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记其后。这里魏、褚应是指魏征（580—643年）和褚遂良（596—658/659年）。可见唐代的押署延续了前朝的格式。从载录来看，押署这一形式至少从南朝延续到了初唐。而这些押署之人，许多是著名画家或书家，如南朝宋的张则、袁倩、陆绥；南朝齐的刘瑱、毛惠远等。《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又道：“夫识书人多识画，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可见当时鉴藏之人大多书画兼通。我们在《万岁通天帖》《快雪时晴帖》等唐代钩摹法书中可以见到南朝梁的满骞、姚怀珍、唐怀充押署的形式，当时人常将姓名题于本幅，甚至墨迹行文的字里行间。

第二，隋代至唐代与前朝相比又有所变化，除了押署，又出现了跋尾这一称谓，是后世书画题跋的滥觞。不过，跋尾和押署之间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有时合称“押署跋尾”，记录绘画的诸种信息。如贞观年间，褚遂良监管绘画的装褙后，录入与鉴藏有关的简要信息，但很少出现对绘画本身的品评。因此跋尾的功能主要是信息的实用载录，如果信息有变动，可能就删去前人所录。如至开元年间，玄宗要求鉴定者押署跋尾，当时的刘怀信等人把前代的鉴定者姓名挖掉，署上自己的姓名。韦述《叙书录》也提到，开元五年（717年），陆元悌等割去前代名贤押署之迹，惟以己之名迹替代；另将前人的“三藐毋驮”印以墨涂去除等。此外，鉴藏钤印也在唐代开始出现：“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至开元年间，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以印记之。”

具体题跋的情况，如《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今跋尾压署》中所录，“大业年月日（奉敕装）”“开皇年月日（内史薛道衡署名跋尾）”“开皇年月日”（参军事学士诸葛颖，咨议参军开府学士柳顾言，释智果。）与《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一致，“唐朝武德初秦王府跋尾。（主簿、上开府薛收，文学褚亮，亦有褚亮下更署虞世南姓名。）”至初唐时期题跋的初步形式完备：“贞观年间，河南郡公褚遂良等监督书画装裱，均记入当时鉴定者之押署、跋尾、官爵、姓名。贞观十一年月日，兵曹史樊行整裱装、拼接数张纸。宣义郎、行参军李德颖，数功曹参军、金川县开国男（爵）平俨，典司马、行相州都督府司马苏勖监（修）。银青光禄大夫、行黄门侍郎、扶风县开国男（爵）章挺监（修）。”这样的题跋内容，与佛经抄本之后的题记存在相似之处。

第三，跋尾上的钤印，开始注重美观的视觉效果，表现为由收藏者（帝王）亲自书写。如《历代名画记》卷三《叙古今公私印记》中所录，前述唐太宗自书“贞观”二字并做成二小印，玄宗也自书“开元”二字做成一印。此外，印的种类、形式、内容也逐渐丰富，又有集贤印、秘阁印、翰林印，这些属于收管图书之所的印；还有宫中图书寮“弘文之印”，印拓本书画的官印“元和之印”。属于品鉴收藏印的有东晋尚书左仆射周顗印，雌字（白文）“周顗”；南朝梁的徐僧权印“徐”；唐朝魏王泰印“龟益”；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印，采用胡书（梵文）“三藐毋驮”；还有作为画家所用的“周昉印”等等。张彦远认为，这些印鉴“千百年可为龟镜”，要识别图画，必须明了这些跋尾印记，此乃是书画之本业。

第四，跋尾经由装裱的方式接裱于书画之后，扩充了题写的空间，为题跋的发展作了准备。从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中所载“唐褚河南《拓本〈乐毅〉记》”看，当时鉴藏人的品评意见，以记录的方式在案：“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摹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遂良记。”从这段文字看，是关于《乐毅论》摹写、赐给和品质的记录。此外历朝历代的押署，也可以通过在卷后添加的方式得以保留。如《法书要录》卷四，唐韦述《叙书录》载：“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其后。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记于后。”

第五，书画装褙的成熟，使题跋也被视为作品的一部分。根据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三《论装背褾轴》中的载录，在晋代之前，书画的装裱水平不高；至南朝宋，范晔（398—445年）开始从事装裱工作；至宋武帝（刘裕，363—422年）时期的徐爰、宋明帝（刘彧，439—472年）时期的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修宫廷的绘画和书帖，装裱才达到了十分优秀的水平。此外梁武帝命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又加以装护。由此可见，南朝宋至南朝梁时期，书画装褙多由编次人或品鉴人主持。至唐太宗时期，命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监督这项工作。张彦远提到，装裱时需要注意首尾的完整性，尤其是名品，不能随意割截改移。而若将不同品级的作品装裱成一卷，则应将上等作品放在卷首，下等作品放在卷中，中等作品放在最后，以适应人们的观赏心理。虽然前文提到有将跋尾割去的现象，但宫廷鉴藏将不同作品连缀在一起，合成“书集”或“画集”的卷轴，起到了对作品完整性（包括押署跋尾）保护的作用。

第六，由于唐代与西域的交流，书画中出现了外来文字的题跋和印鉴。前述武延秀的胡书（梵文）“三藐毋驮”即是一例。（图1.1.2）再如武平一所撰《徐氏法书记》，载曰：“至中宗神龙中，贵戚宠甚，宫禁不严，御府之珍，多归私宅，先尽金璧，次及法书，嫔主之塚，因此而出。或有报安乐公主者，主于内出二十余函。驸马武延秀，久践虏庭无功，于此徒闻二王之迹，强学宝重，乃呼薛稷、郑愔及平一评善恶。诸人随事答，为上者登时去牙轴紫褾，只以漆轴黄麻纸，标题云特健乐，云是虏语。”清代梁章钜（1775—1849年）《浪迹丛谈》卷九有“特健药”：“往见收藏家于旧书画之首尾，或题‘特健药’字，亦有取为篆印者，考《法书要录》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云是突厥语。其解甚明。”“特健乐”与“特健药”应为同一词，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年）认为，这可能是某种突厥语中“杰出”一字的音译。唐代徐浩《古迹记》中亦载，唐中宗（李显，656—710年）赐安乐公主的驸马武延秀法书真迹，“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四字印缝。”但这类外来文字题跋和印鉴主要出现在唐中宗时期，因《旧唐书·武延秀传》载：“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可能与曾在突厥人地区活动的武延秀的鉴藏活动有关。

图1.1.2　隋人书《出师颂》中“三藐毋驮”印，故宫博物院藏。

第七，从一些史料中，亦能见到唐画有题画诗文的载录。如北宋米芾（1051—1107年）《画史·唐画》中提到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787—850年）题跋；文彦博（1006—1097年）曾把唐画《小辋川》的唐跋拆下，接在自己的模本上；唐代张璪松画上有八分诗一首，还有张璪的答诗。米芾《书史》中提到智永《归田赋》后有白麻纸，上书一跋云：“开成某年白马寺临一过，潭记。”南宋周密（1232—1298/1308年）在《绍兴御府书画式》中提道：“应搜访到法书，多系青阑道，绢衬背。唐名士多于阑道前后题跋。”似乎唐代的题跋已像后世一样，题在法书的前后，但米芾与周密的时代，已不能观察到唐代书画题跋的当时面貌，只能备为一说。此外，王晓骊举出隋炀帝杨广（569—618年）《叙曹子建墨迹》：“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象其风仪，玩阅不已。书以冠于褾首。”可知也有题于卷首的载录。

要补充的是，由于书法中存在草书、篆书等较难识别的书体，往往还有对篇目、行字和释文的题录。如《徐氏法书记》中载“褾首各题篇目、行字等数，章草书多于其侧帖以真字楷书。”“见托斯题，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后。”但这些题写均是对内容的补注，或是与前述写经的题记类似。这类题录或题记，是书法独有的题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