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积极心理学

第一章　什么是福祉？

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真正源起，我从前一直守口如瓶。事情还得回溯到1997年，我成为美国心理协会主席候选人，此后，电子邮件的数量翻了3倍。我很少接电话，也不再寄蜗牛一样慢的信件，但由于网络桥牌游戏24小时开放，我时常泡在网上，回电子邮件倒是很勤快。我只在自己当明手(1)、搭档玩牌的时候回邮件，所以字数非常有限。（我的邮箱地址是seligman@psych.upenn.edu，如果您不介意收到的答复很短，可以随时给我发电子邮件。）

1997年年底的一封邮件让我感到很疑惑，于是我把它放进了我的“嗯？”文件夹。邮件内容很简洁，只写着“你能来纽约见我吗？”，而且落款只有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几周后，我和朱迪·罗丹（Judy Rodin）一起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当时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而我在那里教了40年书。现在，朱迪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朱迪即将毕业，我们曾在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的动物实验室共事过。我们很快成了朋友，然后我就又羡又妒地看着年轻有为的她发展得极好，当过东部心理协会主席，还做过耶鲁大学心理学系主任、院长、教务长，直到成为宾大校长。在这期间，我们还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老年人的乐观与免疫力的相关性，当时朱迪正在负责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一个心理神经免疫学大型项目——探索心理事件影响神经事件进而影响免疫事件的途径。

“你知道哪个名字缩写是‘PT’的人可能会给我发电子邮件，邀请我去纽约吗？”我问朱迪。她交际广泛，知道所有的大人物。

“去见他！”她倒吸一口气。

所以两周后，我来到曼哈顿下城一座肮脏的小办公楼，站在了8楼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前。我被领进一间没有装饰也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坐着两个头发花白、穿着灰衣服的男人，放着一部免提电话。

“我们是一个匿名基金会的律师，”其中一位自称PT的男子解释道，“我们在寻找成功者，而你正是一位成功者。我们想知道你的研究计划，以及想要的资助状况。我们不会事无巨细地监督你。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对外泄露我们的身份，我们提供的所有资助都将终止。”

我向律师和电话那头的人简要介绍了我的研究计划——族裔政治冲突（毫无疑问，这个主题跟积极心理学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我想召集40位研究种族灭绝的重要学者，通过比较20世纪的十几起种族灭绝和50多起极为危险但幸免于种族灭绝的事件，分析出种族灭绝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不会。然后我会编写一本关于如何在21世纪避免种族灭绝的书。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5分钟后，他们说，“你回办公室之后，能给我们发一份单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写上研究预算。”

两周后，一张超过12万美元的支票出现在我桌上。这可真是一大惊喜，因为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来之不易，要通过冗长的拨款申请、恼人的同行评议、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不合理的拖延、令人痛苦的修改，最后还可能被拒绝，或者遭到大幅削减。

因为其象征意义，我选择了北爱尔兰的德里(2)作为会址，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40位在族裔政治暴力领域很有建树的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大部分都是社会科学圈的熟人，除了两位——其一是我的岳父丹尼斯·麦卡锡（Dennis McCarthy），一位退休的英国实业家；另一位是匿名基金会的财务主管，他退休前是康奈尔大学工程学教授。后来，丹尼斯对我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2002年，丹尼尔·奇罗（Daniel Chirot）和我合编出版了一本书——《族裔政治冲突》（Ethnopolitical Warfare）。这本书值得一读，不过与本故事没什么关系。

大约半年后，这位财务主管给我打电话时，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慷慨的基金会，也根本不知道它的名字。

“马丁，德里的会议非常棒。我在那遇到了两位杰出的专家，医学人类学家梅尔·康纳（Mel Konner）和那位叫麦卡锡的伙计。顺便问一下，麦卡锡是做什么的？另外，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接下来？”我开始结巴，因为我完全没想到还有可能拿到更多资金。“嗯，我在思考一样我称为‘积极心理学’的东西。”我解释了大约1分钟。

“你能来纽约见我们吗？”他说。

见面那天早上，我妻子曼迪把最好的白衬衫拿了出来。“我觉得应该选那件衣领磨旧了的。”我想到曼哈顿下城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这样说道。然而，这次的地点位于曼哈顿最时髦的办公楼之一，宽敞的会议室位于顶楼，有窗户——等着我的仍然是那两位律师和免提电话，门上仍然没有任何标志。

“积极心理学是什么？”他们问。我解释了10分钟左右，他们送我出来，说：“回到办公室后，你能给我们发一份三页纸的报告吗？别忘了列上预算。”

一个月后，一张150万美元的支票出现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和开头一样古怪。有了这笔资金，积极心理学开始蓬勃发展。这个匿名的基金会一定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因为2年后，我又收到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落款仍然是PT。

“从曼德拉 (3)到米洛舍维奇 (4)是一个连续体吗？”邮件里只有一句话。

“嗯……什么意思？”我很好奇。不过，这次我知道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怪人，于是我尽可能地做出了猜测，并给PT发去了一份冗长的学术性的回复，罗列了各类天性和教养知识——从圣人到怪物。

“你能来纽约见我们吗？”他回复道。

这一次，我穿上了最好的白衬衫。办公室门上挂着一张牌子，上面写着“大西洋慈善基金会”（Atlantic Philanthropies）。终于弄明白了。这个基金会的创立者是一位慷慨的先生，他叫查尔斯·菲尼（Charles Feeney），开免税店发了财，将自己的财产（50亿美元）全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美国法律规定，个人成立的基金会也必须取一个公众化的名字，所以就取了“大西洋慈善基金会”这样一个名字。

他们说：“希望你能召集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从遗传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善与恶，回答这个有关曼德拉—米洛舍维奇的问题。我们打算给你2000万美元。”

这可是一大笔钱，当然比我的工资水平高多了，所以我就接下来了。任务当然很难。接下来的六个月，我和两位律师、学者们举行了会议，起草并修改了研究计划，准备六个月之后的下一周就交给董事会盖章。计划中包含了一些非常精密的科学方法。

“很尴尬，马丁，”PT在电话里说，“董事会拒绝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被拒绝。他们不喜欢遗传学的部分，觉得政治性太强了。”在1年之内，这两位优秀的慈善事业运营者都辞职了。他们就像是《百万英镑》（The Millionaire）中的角色。《百万英镑》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电影，当时十几岁的我对它印象深刻，因为剧中有个角色给陌生人送了百万钞票。

在接下来的3年里，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为非洲、研究老龄化问题的项目、爱尔兰和很多学校提供了资金，我关注了这些出色的工作，决定给新任首席执行官打电话。他接了电话，我几乎能感觉到他在为自己打气，不得不面对又一次的恳求。

我说：“我打电话过来，只是想说声谢谢，请代为转达我对菲尼先生最深切的谢意。请转告他：‘您来得正是时候，对不落俗套的、极具价值的心理学理念做出了正确的投资。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您帮助过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进一步的资助了，因为积极心理学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但如果没有大西洋慈善基金会，我们就无法发展到今天。’”

“我以前从未接到过这种电话。”首席执行官回答，声音里充满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