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困境中的精神变量与“精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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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1992年联合国召集更多的国家在巴西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其宗旨皆在尽快解决紧紧逼迫着人类的生态问题。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全球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从局部看可能有所改善，从整体上看，却在一步步继续恶化着。资源紧缺、耕地缩小、人口剧增、物种锐减、地球升温、森林与草场退化、水体与大气污染、臭氧外逸、酸雨成灾，面对自然与环境频频向人们敲响的警钟、亮出的黄牌，人类显得捉襟现肘、一筹莫展。

截至目前，人们仍然只把最终解决生态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管理的完善上。从整体实践看，效果并不显著，从系统理论上看，并非没有漏洞。翻检一下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今日面临的生态困境，总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伴而生的。更先进的技术带给人类的也并不全是福祉，同时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原子能的开发带来核辐射的祸殃，微电子技术的推广则给人类的生存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电磁波污染。地球在宇宙间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任何局部上的获益，都很难不对整体造成伤害。比如，当今市场上大量倾销的洗涤剂、洁净剂、润泽剂、芳香剂可能使某个购买者的“个人卫生”立时得以改观，然而，这些商品的大量制造、包装、营销却给人类社会的整体环境带来更多的污染，这些污染最终还必然降临到个体存在的每个人身上。这正如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都市里，家家安装空调设备，人人希望把室内的污浊空气排放到室外、把室外的清新空气吸入室内，那么所谓“室外的新鲜空气”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空谈。

据说，一些科学家已经做出大胆设计，策划着当地球上的污染不堪忍受时，便将地球扔掉，像扔一只破鞋子一样，进而凭借科学技术力量把人类搬迁到月球、火星或别的什么星球上去。一些幻想中的“宇宙村”已经有了一套一套的方案。且不说在其他星球上建立一个舒适的生存空间是多么的困难，整个人类搬一次家是多么困难，即使这种尝试成功了，月球或者火星能够逃脱一意孤行的人类对它的污染吗？况且，人类的宇航事业仅仅起步不久，人们就发现，人类制造的垃圾已经飞上了太空。卫星的残骸、飞船的弃物已经给地外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

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环境败坏。人，其自身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天敌、环境恶化的污染源。

这真是一个让人扫兴的结论。

人类大约尚未料到，正在人们试图以高科技的手段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时候，生态的危机却已伴随着高新科技的推广普及，向着人类生存天地的纵深领域扩展。

有人曾以生产力的开发为尺度，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划分为四个阶段：

采集与狩猎时代，人类学会使用石器与火，发明了弓箭与陷阱，从而可能导致一些物种的减少。

农耕时代，人类掌握了铁器和农具，发明了“刀耕火种”“驯养放牧”，创造出“巴比伦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水土破坏、沙漠蔓延。

工业时代，人类制造出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迅速发展起水陆空交通运输以及冶炼、化工等产业，给自己提供了空前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也造下水体污染、空气污染、资源紧缺、物种灭绝、温室效应等环境灾难，人类的机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所谓“马斯河谷事件”“熊本水俣病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只不过是一些引爆新闻热点的案例，事实上，类似的灾难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

当今社会已进入所谓“信息时代”，人类发明了集成电路、激光电缆、生物遗传工程，发明了电脑、网络、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高科技时代，人们惊喜地看到，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管理手段似乎有可能缓解以往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于是，技术与管理在解救地球生态困境时便受到更多的信赖。然而，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却有可能在一个更深邃的领域展开。当下，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道德领域、情感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操作和经营。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面临被简化的危险，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所谓“第三次浪潮”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很可能是一种人类内部的、精神空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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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研究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自然生态研究或社会生态研究，无疑都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生态学研究对于人类合理利用天然资源、切实开展环境保护、努力缓解生态危机、和谐推动社会发展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纵观以往的生态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研究者的目光大多停留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层面和外部层面，即只是关注到人类与其环境之间在物质能量方面的交流和转换，因而人们总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给与此相关的技术手段、管理手段，忽略了人的内在因素即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其自身发展的全部关系来看，这样的生态研究显然是有缺陷的。

山道上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僧固执地对我说：一亩地可以养活十个人，人类生存的这个南赡部洲，原本足以使八百亿人安居乐业。现在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人心坏了。老僧姑妄言之，固然不须拿去核对计算。我从中受到点化的是老僧的思维方式。老僧话语中提到的“土地”和“人口”，无疑是目前人类生态难题中常常提到的两大因素。但在“土地”与“人口”之外，老僧又引进一个变量：“人心”。“人心”，对于生态学的运筹来说，应当是一个更重要、更富变化的指数，然而，却从一开始就被人们忽略了。

人心是什么？是人的心理、心境、心向，是人的欲望、需求，人的情绪、情感，人的是非善恶，人的意向选择，人的意识观念，人的信仰理想，即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从佛教的立论看，人心是有好坏之分的。仁厚博爱、清净澄明之心是好心；痴愚贪婪、强梁霸道的是坏心。

人心，或曰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生态果然相关吗？

“殿堂无灯凭月照，庵门不锁待云封”——这是嵩山深处一座古刹的楹联。得道高僧心境空明澄澈，与天光云影浑然一体，因此“灯油”也省了，“锁钥”也省了，资源节约了，污染也不存在，这是一种典型的“低物质能量消耗”的高品位生活。信仰的力量、内在精神的充实，削减了外在物欲的追求，精神能量的升华替代了物质能量的流通。人们可以指责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你不可能剃度所有人都去做和尚，不可能把现代人拉回原初的生活方式中去。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活方式，一种真实存在着的生存智慧。

无独有偶，西方当代著名思想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在解析人类的生态困境时，似乎与中国的这位老和尚拥有同样的观点。他也认为，生存的极限不在于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人类对于自己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选择：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我们的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近十亿，到20世纪末，还要增加十亿，而这与地球的外部极限无碍，也许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到不了外部极限。当然，我们居住的大地确实经不起折腾，我们可能使它贫瘠枯竭，永远成为一片荒原。但我们也同样可以维持平衡，那么地球就可以养育60亿甚至100亿人，为他们提供住房、工作和教育，使他们活得健康而有意义。

如果我们挤破了城市，种薄了土地，耗尽了牧场，捞尽了湖海里的鱼，污染了空气、陆地和水域，别说地球的资源不够丰富，是我们没有用好她的财富。如果我们不去建造那些对人类系统和自然环境都是负担的庞大都市，而是因势而居，那么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安家之地。如果我们种植适当的庄稼，分配产品时稍讲点公平和人道，而不是只种赚钱的作物，用上好的粮食喂牛，再拼命靠化肥和机械化提高土地产量，那么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食物。……如果小心尊重关乎自然存亡的再生和自新循环，我们就能保护生物圈至关重要的平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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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付出的许多努力不外乎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目标却总是不容易达到，相反，人们付出的种种努力似乎常常使自己走入歧途，陷入更凶险的处境。

在南方某滨海城市，我亲眼看到人们砍去林莽、挖掉岗峦、填平海湾、修起马路、盖上高楼，在一片沉寂的荒原上建造起一座现代化都市，一座富丽豪华的人造天堂。较之先前的贫瘠和落后，这或许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

这座天堂的建造在何种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自不待言；这座“天堂”中的公民果然就生活得幸福无比吗？

一天黄昏，我徜徉在这座“天堂”的腹地，星河般灿烂辉煌的霓虹灯、高射灯，密集的飞驰而过的轿车、摩托车，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各类商品货物，扑面而来的浓烈的汽油味、烧烤味、脂粉味、汗渍味，使我真切感觉到“高物质”“巨能量”在这个都市中的飞速流动。这一巨大的物质能量昼夜不息地在两极间涌流：一极是公司、银行、股票、期货、谈判、合同等所谓“生意场”，一极是餐厅、酒吧、桑拿、夜总会、游乐中心、三陪小姐等所谓“娱乐场”。一端是惨淡经营，一端是恣意享乐。高科技、高效益、高消费使现代都市人能够挟带着巨大的物质能量在高速运转，货币的沟通取代了心灵的沟通，电磁波的联系取代了骨肉亲情的联系，操作的成败掩遮了人格的优劣，性的商品化取代了爱在情感渠道中的升华，电子游戏机与卡拉OK厅的普及取代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纯净的宗教信仰已荡然无存，仅存的是店堂后壁赵公元帅神龛前的炎炎香火，那信条也只剩下了“快快发财、多多挣钱”。在这样的一条汹涌澎湃的物质能量流中，人活得健康吗？幸福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是：在这个天堂般繁华的都市中，街头的“医药店”在急剧增多，其中销售的药物基本上是两大类，一曰补药、春药；二曰治疗花柳病的药物。滋补之后是宣泄，泄出了毛病维修之后再补再泄。体液生物性的聚敛与宣泄，性器官的超常规、超负荷使用，使现代都市人的内在机制陷入了“高物质低层次”的劣性循环之中。人们的精神升华渠道淤塞了，也就是说人类的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欢乐和愉悦的源泉废弃了。

“人有病，天知否？”处于如此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是幸，还是不幸？

精神的资源是蕴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资源，人类的开发行为似乎也已经到了“向内转”的时候了。只有“精神性”的价值观念在民众中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缓解。

生态学研究应当意识到，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精神性的存在是人类更高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境遇产生巨大影响。新的发展理论将把“精神的进化”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这既是一场社会革命，又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关于人的心理与素养的革命。把“精神”因素引进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来，人们将因此获得双重效应：人类内在素质的提高与人类外在环境压力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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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晚期，有人就曾做出这样两个悲喜交加的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精神障碍症流行”的时代；下一个世纪将是“生态学时代”。

关于第一个预言；日渐深入的生态危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地球上，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在不知不觉地向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迅速蔓延。从地球上现实的人类生态状况看，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发生在人类自身内部的“精神污染”。

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迅速推进，“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衰败”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其中有惆怅，有痛心，有抱怨，乃至不乏愤怒和绝望。

文学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一篇论及文艺复兴的文章中说：“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脉相承的物质主义，摧毁了人的精神功能，使人们无法进一步完善。”“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中化为一滴泪水！”[53]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逝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54]。

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k Fromm）说：“20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20世纪比19世纪病得更严重。”[55]

神学家史怀泽说：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56]。

系统论的创始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则更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57]

正式提出“精神污染”这一概念的是比利时生态学教授保罗·迪维诺（Paul Duvigneaud），早在1970年代初，他在《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存在着一种“精神污染”: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于是高血压患者出现了；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58]

迪维诺所说的“精神污染”与我们国家后来一度批判的那种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精神污染”截然不同，他针对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文明对人的健康心态的侵扰，物欲文化对人的心灵渠道的壅塞，商品经济对于人的感情的腐蚀等。当代人的许多精神问题，都是随着社会发展同步俱来的，“精神污染”在这里是个超越了国度、民族、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一个生态学的概念。

我国当代小说家张承志曾写过一篇寓意深刻的散文《清洁的精神》，文章中列举了巢父、许由、聂政、荆轲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的例子，以图说明“清洁”“高洁”原本就凝铸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之中。作者的原意，并不是鼓励人们都去做刺客、做烈士，而是希望从历史上一些洁身自好、舍生取义的例证中，为发热发昏的现代人找回“一种清冽、干净的感觉”,“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其着力点似乎也是在于警示现代社会中日益弥漫成灾的那种“精神污染”。[59]

精神领域内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可能比我们估计的还要严重得多。随着集成电路、激光电缆、生物工程的开发，电脑、网络、人工智能、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再造基因、克隆生命等微电子产品、生化产品正滚滚涌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也在日益加剧。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巨大的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引起人类生存的再度危机、再次震荡。这一次是人类的“脑震荡”，甚至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次震荡”。如同海德格尔时常警告的那样；在原子弹、氢弹毁灭掉人类之前，人类很可能在精神领域已经先毁灭掉自己。

种种征兆已经出现。比如，精神病的发病率一直在随着社会的富裕程度看涨，据统计，我国精神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2.8‰,80年代上升到10.54‰,90年代为13.47‰，目前全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 600万人，至于有情绪障碍与心理问题的人数还要数倍于此。统计还表明，城市的精神疾病发病率要高于农村，大型现代都市如上海、广州、台北要高于一般城镇，而经济发达的国家，比如日本、美国则又远远高于经济落后的地区。二十年前，中国的大学生因健康问题退学的原因多半是生理性疾病，现在则主要是心理原因导致的疾病。这是否真的应验了弗洛姆的一句话：“在精神上，现代人比以往病得更厉害。”

关于第二个预言，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一次次聚集在日内瓦、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里约热内卢热烈地讨论着环境与生态，就不难感到“生态学”显赫的时代色彩。是什么力量驱使如此多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政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不得不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热烈地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

那就是地球上的生态危机和与此相关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生态学”已远远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科学，而成了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成了一个包容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世界观。

面对严重受到伤害的地球，当代最优秀的哲学家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指向“生存的状态”和“人的状态”，分析哲学开始为自己的逻辑实证感到羞愧；思辨哲学自觉放下“绝对权威”“最终模式”的臭架子；后期的现象学也渐渐懈怠了“把哲学科学化”的热情；各种类型的唯物主义也开始丢开“还原论”的“普遍规律”的条条框框。生态问题开始成为哲学的课题，而哲学话题的转换可能意味着时代的转换。

如果说已经过去的文明时代的代表是物理学，那么新的文明时代的代表则可能是生态学。生态学与物理学一个很大的差异在于，传统的物理学中并不包含人的因素，人始终是物理学之外的一个观察者、研究者、实验者、操作者，人站在自然和事物的对立面，从自然与事物中榨取对自己有实际用途的东西，通过技术，制造出光怪陆离的商品；通过市场消费，制造出一个人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在物理学中，自然成了人们“进军”“攻克”“占领”“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处于严峻的敌对关系之中。尤其悲惨的是，人在与自然对抗的过程中，在看似节节胜利的同时，却输掉了原初意义上的由自然赋予人的神性或灵性。而在日益拓展的生态学研究中，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环，人与蓝天、白云、山川、河流、森林、草原、飞禽、走兽、昆虫、虻蚧在存在的意义上，是平等的、息息相关的，如果有所不同，也只是因为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个思考者、发现者、参与者、协调者、创造者，因此人的责任更为重大，人将通过自身的改进与调节，努力改善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更和谐、更加富有诗意的世界。

一是“精神的危机”，一是“生存的智慧”，两者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获救的希望；哪里有困厄，哪里也就会有突围的生路。关键在于：在环保领域，在地球生态系统引进“精神变量”这一新的维度。

199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