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的边界

Tarsila do Amaral

《距离》 (Distance)

1928

• 新世界与旧文明

• 对人格主义¹的过分强调及其后果: 匮乏组织精神、欠缺团结意识、轻视世袭特权

• 缺乏凝聚力的社会生活

• 回归传统, 一种臆想的传统

• 对非理性的特权与社会等级的意识

• 伊比利亚人在何种意义上预见了现代思维

• 手工和机械劳动, 人格的敌人

• 作为纪律之本的服从

参与塑造巴西社会最主要且引发了最多面影响的事实, 莫过于尝试将古老的欧洲文化植入与其原生土壤自然条件全然迥异的, 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敌意的广袤土地。我们共有的生活方式、制度和思想观念全都来自遥远的国度, 这些寄希望于克服种种困难逆境在新大陆上复制欧洲的所有努力, 时至今日仍旧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一群被流放于祖国土地上的异乡人。在这里, 我们当然可以大显身手, 借助以往未知的新经历丰富我们的人性, 完善我们所代表的老文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所有我们勤劳或懒惰的经验成果, 似乎都只是根源于另一种气候和景观演化系统的一部分。

因此, 在询问这次移植实验多大程度上可以取得成功之前, 有必要先弄清楚, 我们自己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我们所继承的那些生活方式、制度和观念。

首先, 这份遗产是我们从伊比利亚国家那里获得的, 这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与俄罗斯及巴尔干各国 (或某种意义上的英国) 一样,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与其他世界文明交流的桥梁地之一。它们构成了一个边界区, 一个过渡带, 而这也意味着, 尽管欧洲化被作为必不可少的文化遗产继承了下来, 但在某些情况下, 这两国的欧化程度其实是有限的。

事实上,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航海大发现时代才正式加入了欧罗巴合唱团。这姗姗迟来自然深刻左右了两国日后的命运, 从众多方面与层次影响着它们的历史走向, 塑造着它们的国民精神。于是, 可以说几乎是在欧洲的边缘地带, 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 它既对欧洲各国接下来几百年经历的一切兴趣索然, 也没能从自身发展出某种激动人心的变革。

这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延伸到直布罗陀海峡的、一直在欧洲与非洲之间犹豫不决的地带, 它的社会生活方式依什么而形成? 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这些生活方式, 才能免于诉诸各种或多或少含糊不清且必然因此使我们与严谨客观无缘的表征或暗示呢?

将伊比利亚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欧洲的生活方式做个比较,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个伊比利亚人所独有的特征,或至少在强烈程度上使他们明显区别于欧陆邻居的特点。人格文化(cultura da personalidade) , 这种其他欧洲人并没能发挥到极致的观念, 似乎从古至今就在西班牙裔²人的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特别重视个人价值, 强调每个人在时间与空间上相对于他同胞们的自主性, 可以说这很大程度上其实该归因于伊比利亚人的民族特性。对他们来讲,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首先必须从他独立于他人的程度算起, 看他是否不需要任何人, 是否能够完全自给自足。每个人都是由他自己塑造而成的, 是自己努力的成果, 自己德行的结晶……依照这种观念, 崇高的美德极其重要, 人们相信美德会从一个人的举止甚至相貌中体现出来。此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最好实证便是, 自塞内卡 ( Séneca) 的时代以来, 纯正的斯多葛主义 ( Estoicismo)³ 一直都是西班牙人的民族哲学。

这种观念还忠实具体地反映在一个非常西班牙的词 “ sobrancer-ia ” (高傲) 上, 这个词原有“超越、克服”的意思。而以“超越”为目标的斗争及其必然引发的竞争, 都得到了社会非常默契的认可与欣赏, 被诗人赞美, 被伦理学家推崇, 甚至被政府合法化。

然而, 正是这样的“斗争”文化让伊比利亚人对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和一切彰显团结与秩序的团体都表现出异常冷漠的态度。在一个人人都是贵族的土地上, 除非受到某种使人敬畏的外部力量的胁迫, 任何集体契约或协定都不可能被长期遵守。

事实上, 世袭特权在伊比利亚血统的国家中从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至少不像在那些封建体制根深蒂固的国家中一样起过决定性作用, 所以在伊比利亚社会也自然不曾有过为强化个体竞争原则而必须先废除世袭特权这回事。包括葡萄牙和巴西在内, 众多西班牙裔国家历史上一些最重要也最独特的事件, 往往与它们社会结构松散和等级制度匮乏有直接关系。由于被社会制度与文化习俗认可或宽容, 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观念也极易在这些国家开花结果。即便那些以构建社会为己任的自发性变革与倡议, 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以分裂而非团结民众来收尾。政府为遏制或消解社会活动家们短暂的心血来潮所颁布的法令, 远多于它们为确保各种社会力量长久联合所做的努力。

因此, 社会生活缺乏凝聚力在我们这儿古已有之, 它并不代表某种现代性。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相信只要我们回归传统, 回到某种抵御现代性混乱不二法门的优秀传统, 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局就能迎刃而解的人, 实在都大错特错了。那些被这类学者创造出来并奉为圭臬的戒律和条令, 都不过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甚至背道而驰。在他们看来, 我们的无政府状态, 我们无能构建稳固的社会组织, 都是因为他们那套唯一必要且绝对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 还没被当作现行制度来执行。然仔细推敲便知, 恰恰只有我们这种行之有年的无政府状态才能为他们成日里耳提面命的等级制度做辩护, 换言之, 一个原本就秩序井然的社会绝不可能追捧他们那套说辞。

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社会构建方式, 不分青红皂白唯古人马首是瞻真的可行吗? 这种习惯性崇古难道不正好从反面坐实了我们灵活创造能力低下的事实吗? 真正有活力的时代从来都不是在深思熟虑后依旧选择故步传统的结果。中世纪的经院哲学⁴之所以独具创造力, 是因为它能够与时俱进。哲学体系适应并配合了当时有关宇宙秩序的新发现。地球上的人类世界被认为是神圣上帝之城的一种单调副本, 苍白无力却也反映着上帝的旨意。相应地, 在托马斯⁵哲学中, 组成三级九等天使等级第一级的三等天使 (智天使、炽天使和座天使), 相当于中世纪君主身边的近臣: 辅佐君主实行其统治的大臣和顾问。其次, 在人间王庭里对应上帝天庭中第二级的三等天使 (主天使、能天使和力天使) 的, 是那些由君主任命负责管理王国不同省份的总督。最后, 王权的代理人, 即下级官员, 在俗世里扮演着天国第三级的三等天使。

说中世纪生活所向往的美好与和谐建立在一套等级系统之上,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 因为正如贝雅特丽齐⁶ 对但丁所言, 甚至连天堂里的幸福也是分等级的。自然秩序只是也只能是永恒秩序的一种渺远且不完美的投影, 贝雅特丽齐解释道:

万事万物

其间自有秩序, 这使得

宇宙与主相似。

因此, 地上的人间俗世并不真为自身而存在。人世秩序, 即便井然, 既不能奢望恒常不变也无意佑护俗世福祉。寻求世界和平的人寄希望于现世财富与特权是不可能成功的。圣徒们在地上不会有归属感, 在这场注定短暂的流离中, 信仰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继续跋涉的唯一动力。圣奥古斯丁曾坦言: 所以啊, 没有信仰的城市只渴求尘世的和平, 俗世里一切服从与被服从的挣扎努力所能企及的最高目标, 不过是在社会成员之间达成某种现世利益的分配共识。

自发改革组建公民社会的愿望在中世纪还没出现。世界被认为是按照一套无可争议的、来自天国主宰一切的神的永恒秩序而组织起来的。可极其吊诡的是, 这套组建人世的根本原则说到底却是一种敌对力量, 它是反俗世甚至反生命的。当时的思想家和伟大建制者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恰恰是设法尽可能掩饰这种精神与生命之间的对立 (神的恩典完善且不阻挠自然) 。但是, 我们的时代已经没有兴趣从本质上理解他们那确实算得上卓有成效且令人尊敬的努力了。那种由神圣永恒秩序激发出来的中世纪热情, 今天我们大约只在神学教授们当中才找得到。

老实说, 等级观念对于我们伊比利亚人而言从来都不那么重要。 一切的等级制度必然建立在特权之上。但事实是, 早在所谓革命思潮胜利席卷全球之前,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似乎就已经深切体认到某些非理性特权, 尤其是世袭特权, 是会造成社会不公的。在伊比利亚国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备受推崇的一直都是与世袭头衔无关的个人威严与声望。

至少在这一点上, 伊比利亚人可以问心无愧地自称是现代思维的真正先驱。众所周知, 葡萄牙贵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戒备森严到毫无混迹之机的小圈子。在大航海时期, 吉尔·维森特 ( Gil Vi-cente)⁷ 就曾惊奇地发现盛行于其他国家的严格社会分级在他自己的同胞间竟几乎不存在:

……在佛兰德斯与德国,

在整个法国和威尼斯,

人们活得明白且从容不迫,

因为没有谁感觉失意悲伤,

和我们这儿不同;

他们那儿农民的儿子

只娶农家女为妻,

高兴满足无非分之想;

绣工的儿子,

也自然跟绣女结婚,

门当户对代代循袭。

一位杰出的葡萄牙古代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经典文献后指出,无论在特定时期多么位高权重, 葡萄牙贵族从没能将自己组建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团体。他特别强调, 贵族头衔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泛化, 这对葡萄牙来说不是新鲜事儿, 一个人一生中社会地位的频繁转换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普通人有可能瞬间名声显赫, 上位者也保不齐会重新落入市井乡野。

据阿尔贝托·桑帕约 ( Alberto Sampaio) 讲, 法典汇编⁸的记载证实了贵族后裔散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 无论是做工业领班还是当农产品小贩, 只有当他们选择靠体力劳作过活时, 贵族身份才会被剥夺。他还提到, 大众饭食与贵族绅士的三餐所食几乎无甚差别, 上下层级之间也借此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贵族们不光食民之所食, 甚至还将自己的子女交由民众哺养, 其证据便是当时普遍推行的“保育特权制”, 这项制度规定, 教养贵族子女的平民可以享受某些特权与豁免。

类似的习俗在伊比利亚各族中确实相当常见, 但我们并不能将这看成某种生物学上的必然, 或者某种如夜空里遥邈的星星可以不受地球重力牵引而远离尘世的安然熠熠。过往特定的历史已经一再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生活在半岛上的民族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和迅速接纳全新生存方式的惊人适应力。尤其是15世纪末, 他们甚至走在了其他欧洲国家前面, 率先缔造了极具现代性的政治和经济单位。然而, 这种转变突如其来的或许还是为时尚早的成功, 难道不也正是伊比利亚人固守佐证他们民族特殊性的传统习俗的原因之一吗?

以葡萄牙为例, 早在若昂一世“阿维斯” ( Mestre de Avis)⁹治下, 参议院自由工人代表的出现与城镇商贩群体的兴起所遇到的阻力, 远小于同时期封建制度大行其道的基督教世界。这样一来,由于并没有太多的现实困境需要克服, 也由于缺少能够让他们完全无涉贵族利益而独立的经济基础, 彼时葡萄牙的商业资产阶级没必要采取一种全新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当然也不会想为永久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去创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在寻求与旧有统治阶级联盟之前, 新富们最先想到的还是用既有的价值标准规范自己, 顺从传统, 而不是冷酷且自利的理性算计。贵族式作风并没有被彻底摒弃, 从中世纪继承的生活方式还为他们部分保留了旧有的社会威望。

不仅是城市资产阶级, 就连乡野村夫也受到了贵族头衔与荣誉的感召。

马上就不再有贱民了:

大家都是皇亲国戚, 都与王室沾亲带故。

《赶脚人闹剧》 ( Farsa dos muleteers)¹⁰ 中的侍者如此大声喊道。尽管看起来古怪, 但显摆家族徽章的急切渴望和堆积如山的贵族名录与族谱, 实际上是葡萄牙民间走向无等差社会的一种表现, 虽然各阶层仍旧堪堪维持着某些经年累月而成的刻板形象。从祖上沿袭下来的贵族排场和架子, 即便实质上已与时代脱节, 但面子上总还继续撑着。而当时真正名副其实的贵族早已不再逾越个体依附家族了。换言之, 能不能实至名归完全取决于你的实力和能力, 因为个人的能耐远比继承的头衔更有说服力。丰厚的资产、显赫的功绩、高尚的品德, 以及其他一切伟大与崇高的可能来源, 都远比血统来得实际有用。伊比利亚人对终极美德的理解, 直接关涉他们每个人对自身尊严的感受。不论贵贱高低, 这种对自尊的感受符合的是一套不折不扣的贵族伦理, 而不是庶民伦理。对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讲, 自尊所激发的道德价值是普世且永恒的。

建立在这种终极美德之上的个人成就向来对他们至关重要。类似的观念甚至在16世纪的神学讨论中再次引燃了有关伯拉纠主义( Pelagianismo)¹¹ 的激烈争辩, 此次论战最淋漓尽致的结晶便是西班牙神学家莫利纳的学说¹²。在这场大辩论中, 宿命论思想¹³最决绝的反对者便是地地道道伊比利亚的、从特利腾大公会议( Concílio de Trento)¹⁴ 开始就积极在天主教世界传布其精神主张的耶稣会¹⁵。

毋庸置疑,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来就轻蔑反感一切否定自由意志的理论。在个人功绩成就不被肯定、责任义务不受追究的世界里, 他们永远都不会感觉自在。

然而, 也正是这种心态使他们对新教信徒尤其是加尔文主义者念兹在兹的自发组织精神提不起丝毫兴趣。竭力宣扬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固然有其百般益处, 但物极必反之害, 即其对人际联系与组织的削减作用, 也是无可否认的。在伊比利亚各民族中, 由于缺少那种一些新教社会早就经历过的社会生活理性化转变, 为团结与统一辩护的一直只有政府。但伊比利亚民族的政治组织从来都只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刻意联合, 只能靠某种外力施压来续命, 而这种外力最具代表性的现代版本便是军事独裁。

审视伊比利亚人心理时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 他们近乎本能地抗拒所有以劳动崇拜为基础的道德价值。面对劳动, 他们普遍采取的态度恰好与中世纪那种在理论上契合手工劳作体系的、为推崇体力劳动而将逐利贬低为可耻的态度南辕北辙。直到很晚近, 北欧模式在全球的风生水起才使劳动道德在伊比利亚人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 考虑到这种新观念已经遭遇和正在面临的种种顽强阻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席之地的稳固程度。

葡萄牙诗人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洛博 ( Francisco Ro-drigues Lobo)¹⁶ 笔下为高贵盾牌增光添彩的“正直” “自觉” “严肃” “谈吐得体”和“举止谨慎”, 代表的其实都是一些静态的内向美德, 促使人们自省而非积极行动去改变世界。对事物或说物质世界采取行动, 会迫使人臣服于外物, 接受一种不被个体意志左右的定律。而这种外向行动本身却不是上帝的旨意, 丝毫无益于增加他的荣耀, 也更不会提升个人尊严, 甚至可以说反而会伤害和贬低它。手工或机械劳动聚焦的都是身外之物, 期待借由人力实现外物的完美。

由此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对劳动和实用主义宗教式的推崇与赞美绝无可能在西班牙裔人那里激起共鸣。对一个真正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来说, 宠辱不惊的闲散永远比为一日三餐埋头苦作更值得追求, 甚至更高尚。二者都向往一种贵族式的理想生活,无需付出任何努力, 也不用为任何事操心。的确, 当新教徒们不遗余力地赞美宣扬体力劳动之时, 伊比利亚人依旧留留恋恋撇不开他们那早已不合时宜的古典偏见。在绝大多数人的春秋大梦里, 赋闲比买卖更要紧, 以身外之物为目标的生产活动也远不如沉思与爱情更有价值。

劳动道德匮乏对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加剧作用也不难理解。诚然, 坚忍谦卑、默默无闻和慷慨无私的劳动从来都是团体利益得以确定和实现的有力推手, 这样的团体利益反过来又能激发并维系人们理智且长久的凝聚联合。如果某种形式的劳动道德在一个地方能被广泛接受, 有序安定的市民氛围几乎就是必然, 因为二者互相促进, 都是保障集体利益和谐的必要条件。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劳动道德自古就是舶来品, 也难怪他们两国各自民众的团结意识一向都岌岌可危。

严格来讲, 团结意识在这两个国家也还是存在的, 但却往往出现在一些超越单纯利益关系的群体当中, 比如家族内部或朋友之间。这类本质上强行排外、道德上特殊主义的小圈子, 对既有更广泛层面上的社会组织, 如工会或国家, 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面对伊比利亚社会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 对个体人格的极端虚夸与推崇, 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社会充斥着毫无协商妥协能力的原始激情, 绝大多数人只剩下一个选择: 为保住更多实际利益彻底放弃自己的人格, 以便更好地配合在位者与当权派被无限放大的个体人格。正因如此, 尽管无序与混乱占据了伊比利亚民族大多数的历史时期, 然而在少数造反失败、争斗无门的特殊历史阶段, 服从几乎一夜之间就能不容置疑地变成最高美德。毫不奇怪, 这种服从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顺从, 与中世纪和封建时期的忠诚原则毫不相干, 但却时至今日依然是对伊比利亚人真正奏效的唯一政治信条。发号施令的渴望和执行命令的意愿同样都是他们显著的特点。独裁政府和宗教裁判所似乎都塑造了他们典型性格的某些特征, 例如对无序混乱的天然倾向和对无政府状态的向往。在伊比利亚人看来,纪律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在过于集中的权力面前选择绝对服从, 仅此而已。

耶稣会士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向我们呈现了伊比利亚式的服从纪律原则。即使在我们南美洲, 他们也通过征服和宣教留下了至今还活生生的例子。没有一种现代暴政, 或任何一个极权国家理论的构造者, 能够对耶稣会神父们在传教活动中完美实现的将绝对服从彻底合理化的人间神迹望其项背。

今天, 简单服从, 因其显得过时且不切实际, 已不再会被当作一种纪律原则去遵守了, 而这种改变与我们最休戚相关的后果便是社会生活的持续动荡。失去了借助单纯服从制约社会的可能性, 我们一直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包括寻求从其他现代国家引入先进制度, 也包括尝试自主创造某种可以替代现行体制的社会组织方式以驯服我们从娘胎里带来的躁动与纷乱。经验和传统都告诉我们, 一般只有那些能在当地生产生活模式中找到合适生长土壤的外来文化元素, 才有可能被本地文化吸收、同化或完善。这里, 我们很自然便想到欧洲文化被移植来新大陆后所发生的一切。即便是与多民族印第安人和众多外来种族的频繁接触与融合, 也没能使后世的我们如偶尔所愿, 变得明显不同于我们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先们。就巴西而言, 无论真相多么让一些爱国者失望, 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与伊比利亚半岛, 尤其是与葡萄牙之间的联系, 这种绵密深刻的联系来自悠久且至今很大程度上仍在延续的共同传统。无论各自面对着多么异样的外部世界, 这传统依然缔造着我们共有的灵魂。毫不避讳地说, 今天巴西文化的基底是葡萄牙的; 至于上面剩下的那部分, 则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依附这基底的历史沉积。

参考文献

(1) Jean de Saint Thomaz. Tradução de M. Benoit Lavaud, O. P. , Paris, 1928, p. 91 e seg.

(2 ) Gil Vicente, Obras Completas. Reimpressão fac-similada da edição de 1562, Lisboa, 1928, fl. 231.

( 3 ) Alberto Sampaio, Estudos históricos e econômicos, I, Porto, 1923, p. 248.

1 人格主义是强调人类个体重要性的一个哲学流派。 “人格主义”一词出自拉丁语persona, 具有人格、个人等含义。基督教神学家往往从人的道德价值和尊严、人的存在即实在性的意义上使用“人格”一词, 人格主义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建立自己的哲学的。 “人格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在歌德与施莱尔马赫的著作中。 “人格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 形成于19世纪末, 主要创始人是美国哲学家鲍恩 (Borden Parker Bowne), 代表人物有弗卢埃林 ( Ralph Tyler Flewelling) 和布赖特曼 ( Edgar Sheffield Brightman) 等人。 20 世纪30年代法国的代表是穆尼埃 (Emmanuel Mounier)。人格主义的不同代表人物各有其理论特色, 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认为人的自我、人格是首要的存在, 整个世界都因与人相关而获得意义; 人格具有纯粹的精神性, 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包括自我意识、主观意识、内在目的性等; 人格是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控制力量的自由意志, 作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 “人格”是创造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的精神力量; 人的认识是由人格内在地决定的, 认识只能凭借直觉, 不能凭借概念和推理; 人格是一种道德实体, 其内部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等不同价值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 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就要调解人格的内部冲突, 促进人的精神自我修养和道德再生, 而修养与道德得以存续的终极依托在于信仰上帝。——译者注

2 在这里, 与作品的其他段落一样, 作者使用“西班牙裔”一词来指代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人民的文化, 以及他们所殖民的领土。

3 斯多葛主义是由芝诺 (Zenão, 前 332—前264) 创立的哲学流派, 代表思想家还有塞内卡 (前4—65)。斯多葛主义主要关注美德的实践, 鼓励人们按照宇宙的自然或理性秩序 (逻各斯) 生活。逻各斯是世界内在的神, 渗透整个宇宙, 支配主导着一切, 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借由世上的一切事物去理解它们的本质, 即逻各斯。哲学界第一种有关普世道德的讨论就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的思想, 建立在人人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 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看, 斯多葛主义者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公民。

4 经院哲学是指中世纪欧洲大学里讨论与教授的哲学, 特点是围绕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进行翻译、研究和辩论, 力求协调基督教神学与古典和晚期古代哲学, 非常强调辩证推理, 通过推理来扩展知识并解决矛盾。 托马斯·阿奎那 ( Thomas Aquinas) 和邓·司各脱 (Duns Scotus) 是经院哲学的主要思想家, 他们的关注点包括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并在逻辑、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方面取得了理论发展。

5 托马斯主义学说, 或托马斯主义 (Tomismo), 是从意大利修道士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的思想中产生的哲学和神学学派, 他是天主教会的圣人和医生, 其主要著作是《神学大全》。

6 贝雅特丽齐 (Beatriz) 是但丁的长诗《神曲》 (1320) 中的女主角, 也是诗人心中的创作缪斯和精神向导。

7 吉尔·维森特 (1465—1536) 是葡萄牙诗人和剧作家, 被认为是葡萄牙戏剧之父, 也是世界文学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他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译者注

8 “法典汇编” (Ordenaçöes) 指的是王国的法令, 用来管理葡萄牙法律体系的一系列法律命令, 包括15 世纪的《阿方辛法令》、 16 世纪的《曼努埃尔法令》和伊比利亚联盟时期 (1580—1640) 的《菲律宾法令》。

9 阿维斯指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 (1357—1433), 他是葡萄牙第10任国王, 1385年继位。——译者注

10 《赶脚人闹剧》是吉尔·维森特于 1526 年在科英布拉首次演出的一部戏剧。

11 伯拉纠主义是以英格兰神学家伯拉纠 (Pelágio da Bretanha, 350—423) 命名的教派, 此教派认为人性是恶的, 否认人有原罪和人对神圣恩典救赎的需要, 认为可以靠人自己的力量活到无罪之境。当时公开的讨论和争议涉及了教宗依诺增爵一世 (O papa Inocêncio I), 导致其思想被判为异端邪说。

12 莫利纳主义 (Molinismo) 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耶稣会士路易斯·德·莫利纳(Luís de Molina, 1535—1600) 阐述的学说。 在他对神圣眷顾的定义中, 他试图调和人类可能拥有的有意义的自由与绝对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 他认为人是否得救, 既由各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 又为上帝所预定。

13 宿命论是一种神学讨论, 早在 5 世纪奥古斯丁时代就有记载, 在 16 世纪新教改革中, 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也都对宿命论的世界观进行了阐述。依据这种思想, 一切人都受到上帝的庇护和左右, 无论个体面对的是荣耀抑或炼狱,一切都已被上帝预先决定, 因此救赎或诅咒将独立于人类的意志。

14 特利腾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于1545年至1563年间在北意大利的特伦托与波隆那召开的大公会议。促使该会议召开的原因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也有人把这次会议形容为反宗教改革的方案, 代表了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决定性回应。——译者注

15 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 1534 年由依纳爵·罗耀拉 ( Inácio de Loyola) 与方济·沙勿略 ( Francisco Xavier)、伯铎·法伯尔 (Pedro Fabro) 等人共同于巴黎成立, 重视神学教育、对教会的忠诚度以及向青年传教, 发愿守贞、神贫, 并要求会士对修会及圣座的命令绝对服从。——译者注

16 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洛博 (1580—1622) 属于继卡蒙斯 ( Camöes) 之后的第一代葡萄牙诗人, 受西班牙诗人贡戈拉 ( Góngora) 的影响, 是巴洛克风格进入葡萄牙的主要引荐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