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卫军源流发微

公元前27年[5]，奥古斯都在罗马军团之外，新建了一支精锐部队——近卫军。公元前27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屋大维一方面言不由衷地表示要交出手中所有权力，恢复共和国：在元老院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说，宣布把手中的权力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另一方面，又装出迫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请求的表象，接受与共和制背道而驰的绝对权力。元老院为屋大维的“慷慨大度”所感动，将“奥古斯都”（拉丁语意为“神圣”，成为此后罗马帝国历代元首、君主所共有的称谓）和“祖国之父”等荣誉称号授予他。然而，身为帝国的奠基者，屋大维从未使用过“皇帝”称谓。名义上，他治下的罗马仍是共和国，他只是“第一公民”。“他的权力与绝对君主并无二致，但他一直谨慎地回避使用君王甚至是独裁官的称号……。”[6]“理论上讲，元首制的国家仍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统治……但实际权力却由元首把持。”[7]屋大维以这种独特的“共和其名，帝制其实”政治手段开启了帝国历史的帷幕[8]，以“元首”——princepes ——的称谓代替了“王”——rex ——的称谓，一种经过“掩饰的君主制”[9]堂而皇之地取代了共和国。在屋大维接受绝对权力和奥古斯都称号的同时，近卫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两者同时诞生，绝非偶然巧合，恰恰说明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君主需要近卫军“防身”“近卫”，近卫军则必须依赖帝制存在。古典史家也明确指出，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一方面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另一方面，最真实的目的则是建立君主政体[10]。当“第一公民”成功遮蔽罗马公众的目光时，为君主服务的近卫军与君主制一同出现在历史记忆中。

罗马帝国近卫军的历史源头可上溯到共和国的大征服时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11]。古典史家阿庇安等人对此有所记载。一般认为，近卫军的原型是公元前133年布匿战争中斯奇皮奥·埃米里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的私人卫队，被称为“友人部队”（troops of friends）或“友人卫队”（拉丁语为cohors amicorum，与cohors praetoria 意义等同）[12]。其时，由于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情绪不稳、纪律松懈，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斯奇皮奥带领了一支由500人组成的私人卫队，前往西班牙。据此，近卫军与共和国时代的名将斯奇皮奥结下不解之缘。共和国时代，尤其是共和国中后期，将领身边有保镖、卫队已经成为惯例：“军事将领一直有自己的保镖”[13]。共和国末年内战期间，前后“三头”都有自己的私人性质的卫队，而执政官却没有[14]。比如，“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在与屋大维争夺天下时，在亚洲所率领的军队包括3个警卫大队[15]。帝国时代的近卫军显现雏形，是在共和国末年的“后三头”争霸期间。据蒙森考证，当时屋大维组建了一支500人的卫队，在此之前，即使有卫队，人数也从未达到500人，其中某些人是将军的私人朋友[16]。共和国时代，这些保镖性质的卫队被称为“cohors praetoria ”（即警卫队），既有骑兵，也有步兵。进入帝国时代，其则成为罗马帝国近卫军的专用名称。据阿庇安记载，腓力比战役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除了让一些服役期满的士兵退伍外，留下部分士兵组成了“卫兵大队”[17]。在此之前，恺撒也曾拥有与此相类似的卫队。但共和国时代的保镖、卫队，无论规模、人数，还是职能等，尚不具有常备武装力量性质，更不属于国家正规军事建制[18]。共和国时代的卫队成员主要是所保卫将领的亲属、朋友，私人性特征明显。这种属于私人性质的卫队，一直到帝国时代依然存在。卫队成员除了军事将领的亲友之外，也有外族人。例如，恺撒就拥有一支由西班牙人组成的“佩剑卫队”[19]。“后三头”时期，屋大维与安东尼争夺天下时，两人也各自拥有一支规模可观的私人卫队。内战结束后，屋大维独掌罗马权柄，他的那支卫队却没有解散，并最终演变成为保卫他本人和家族成员的近卫军[20]，变成了“和平年代的近卫军”[21]。

在拉丁语中，近卫军一词——cohors praetoria得名于praetorium（prœtoriumor pretorium），即共和国时代军事指挥官营地帐篷，包括了营地中心地带的司令部及卫兵部队[22]。从词源上看，cohors praetoria 还与罗马历史上大法官praetor一词有直接关系[23]。praetor一词历史悠久，早在奥古斯都之前500年，praetor 即是军队司令官的头衔。后来，praetor 又变成拥有军事权力的行省总督的头衔。在罗马，长期以来，praetor一词还被用于其他高级官职的称谓。Praetorium一词的本意为军事将领在军营中的驻扎地。军营的大门称之为“porta praetoria ”，那些在军事将领卫队中服役的士兵则成为“cohors praetoria ”[24]。鉴于praetor的军事职能，cohors praetoria的出现与军事、战争有直接关系，旨在保护战场上praetor的人身安全。但无论词义有哪些指代，“近卫军”并非帝国第一位元首的发明创造，奥古斯都所做的是将其制度化，使近卫军成为帝国的“常设”的军种，直接服务于帝制，成为帝制的构成要素。因此，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佐西木斯将praetorian 释义为“宫廷卫兵”（court-guards）[25]更合乎实际。“除了称谓以外，帝国时代的近卫军与共和国时代的卫队毫无共同之处……。”[26]总的来说，共和国时代存在的卫队，既是帝国近卫军的前身，也为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提供了可参照的蓝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传统的巨大影响。既然共和国时代的将领可以在自己的指挥部设置卫队，那么作为帝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奥古斯都，在自己的“指挥部”所在地——罗马城驻扎卫队也“顺理成章”。只不过奥古斯都的“指挥部”变成了宫廷，卫队则走向职业化、专门化，成为整个帝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奥古斯都最初创建了9个大队，3个驻扎罗马，其余6个驻扎罗马附近的意大利城镇[27]。出土碑铭显示，奥古斯都统治末年，近卫军大队驻扎在亚得里亚海岸北端的阿奎利亚[28]。除3个大队近卫军之外，3个城市警卫大队[29]负责罗马城的警卫。如此计算，奥古斯都共创建了12个带有警卫、保卫性质的大队。关于近卫军大队的数量，古典史家记载不一。塔西佗记载，公元23年时，提比略手下的近卫军为9个大队。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具体细节已无从可考。需要注意的是，驻扎罗马城各种名目的军队，除了保卫元首，也肩负其他军事警卫任务。苏维托尼乌斯记载：“他（奥古斯都）将剩余的部队一部分用来保卫罗马，一部分用来保卫他本人。”[30]当代西方学者认为，奥古斯都组建了12个大队，9个用于保卫元首，余下3个用来保卫元老院[31]。这些大队中，一个大队经常驻扎在他的宫廷[32]，成为名副其实的宫廷卫队。关于奥古斯都组建近卫军的数量，除了文献记载外，出土碑铭显示，近卫军最初是9个大队[33]。无论最初近卫军人数、建制如何，奥古斯都组建常规近卫军的举措，在罗马史上前无古人，也等于向祖传旧制提出了挑战，因为从苏拉独裁时代开始，甚至在意大利也不允许驻扎军队，罗马人“一直厌恶在罗马城内驻扎武装军队”[34]，所以，此前从未有军队驻扎罗马城的先例[35]。不过，以“第一公民”身份执掌帝国权柄，且近卫军不在帝国军团序列等事例说明，奥古斯都对军团不得越过卢比孔河的旧有“规矩”有所顾虑，也符合他行事谨慎小心的性格。正是因为顾及首都不得驻军的传统旧制，奥古斯都把罗马城内的3个大队近卫军分成小组，分散在居民公寓内[36]，化整为零，掩人耳目。

和罗马军团军事编制一样，大队是近卫军的基本单位。整个大队吃、住、训练在一起，接受近卫军长官的统一指挥[37]。最初，这支新组建的部队每个大队500人，后来增至1000人，总人数约为9000人[38]。其主要任务是确保皇帝及其他王室成员的人身安全，奥古斯都本人受到严密保护[39]。奥古斯都本人直接控制近卫军并由此形成惯例，一直延续到近卫军退出历史舞台。奥古斯都把一支从前军事将领的私人卫队变成了皇帝、皇室的卫队，其中既有历史传统，也有身为帝国最高统治者前所未有的独创。至于缘何未将所有的近卫军大队驻扎罗马城，蒙森认为，奥古斯都非常清楚近卫军的危险性，故此将近卫军驻扎在罗马城以外的兵营中[40]。亦即是说，奥古斯都在对旧制有所顾虑的同时，对近卫军也心存芥蒂。

近卫军最主要的职能是警卫皇帝的人身安全，时刻陪同皇帝。只要皇帝离开皇宫、离开罗马，近卫军便紧随左右，比如，皇帝出席元老院会议时，从皇宫所在地的帕拉丁山到元老院这段路程要由近卫军负责警卫护送。如果皇帝离开罗马[41]，出行、巡幸乃至开赴战场，近卫军必须鞍前马后，寸步不离。皇帝上战场时，一部分近卫军陪同开赴前线[42]，其余部分则驻留罗马城。奥古斯都时代，近卫军所有大队轮流驻扎罗马城，为期一个月；每一次在宫廷执勤为一个大队[43]。近卫军长官负责到皇帝本人那里获得口令[44]。由于近卫军还肩负保卫皇室安全的任务，除了皇帝离开罗马城需要近卫军陪伴外，一些重要的皇室成员离开罗马城时，近卫军也承担警卫、保卫任务[45]。近卫军的皇家御用性质昭然若揭。除了陪同离开罗马城的皇帝、皇室成员外，近卫军在极特殊情况下，也曾陪伴使节离开罗马城。例如，在68—69年内战中，奥托为提高使节的声望，派近卫军陪同使节前往对手维特利乌斯之处[46]。但类似情况少之又少，属于极个别案例。帝国早期，近卫军主要驻扎罗马城，陪伴皇帝开赴战场的机会并不多，很少被派往海外，更不像军团官兵那样经年累月驻扎行省或边境，屡屡在前线浴血拼杀[47]。近卫军虽然未被列入帝国常备军之列，但却是常备军之外的“常备军”。9个步兵大队为主体的近卫军，构成了奥古斯都本人及其日后皇权的嫡系部队和直接保卫者，除了执行保卫皇帝、皇室成员安全负责等任务外，近卫军还担负一些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任务，如维护意大利本土的法律和秩序[48]等。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近卫军就是罗马城和意大利的警察部队[49]。

近卫军除肩负皇帝及其亲眷的安全等使命外，还被赋予其他一些公务：保卫宫闱；作为唯一一支驻扎罗马城的军队，还扮演城市警察的角色，镇压各种暴乱、暴动；充当帝国情报机构，审讯拘押犯人[50]、判决前看押犯人；等等[51]。由此可知，罗马城内的近卫军是一支“一职多能”的军队，既肩负皇帝保镖、警卫等职责，还肩负维护帝国都城安全等任务，如公共剧场、赛场的安全等，许多时候分担了“城市警察”的某些任务[52]。个别时候，近卫军甚至被皇帝派遣征收税款[53]，可谓“用途广泛”。当然，作为奴隶制帝国的武装力量，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始终是首要任务，这种阶级属性丝毫不会发生改变。因此，近卫军的核心任务之一是镇压奴隶的起义和反抗活动[54]。动用近卫军镇压发生在罗马城以外的起义、暴动，见诸历史记载仅有一次，即公元2年近卫军前往北非镇压当地的起义[55]。尽管罗马城内有相当数量的警卫（警察）部队，但帝国时代，政府必须面对的治安问题同样非常重要。如何平定城内暴民造反等治安问题，从格拉古兄弟时代一直延续到奥古斯都当政，始终是困扰罗马人的一道难题。奥古斯都虽然组建了城市警卫大队，但却是近卫军的补充[56]。近卫军在维持罗马城内社会秩序的作用举足轻重，为其他军队所不能替代。

根据碑铭记载可知，近卫军的服役的年龄在15—32岁，在军团服役的年龄则为18—23岁[57]。鉴于近卫军直接关系皇帝身家性命之安危，元首、皇帝对近卫军的人选有严格资格限定，世袭情况并不多见。在近卫军中服役是特权和身份的标志，最初两个世纪里，仅有意大利人有资格在近卫军服役，且必须是罗马公民，还应当是志愿者，其中不乏贵族阶层出身的意大利人。尽管如此，在塞维鲁斯当政之前，仍有来自马其顿、纳尔波尼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西班牙等地的士兵在近卫军中服役。由于近卫军的特殊地位和优厚待遇，在罗马人心目中“成为近卫军中一员是一件受人尊敬的事情。”[58]正因如此，近卫军的兵员最初“或来自贵族阶层，或是近卫军的后代。”[59]创设初期的近卫军身份资格限定严格，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到近卫军服役[60]。

有学者认为，第一支近卫军是“后三头”时代屋大维和安东尼卫队的老兵[61]。蒙森也认为，恺撒出兵亚洲时，带领了19个军团，后来只保留11个，其余军团全部解散。被解散的军团中部分老兵请求继续在军中服役，这些老兵便成为第一批近卫军官兵[62]。当这些老兵完成历史使命之后，近卫军的征召开始制度化、常规化，且不在帝国常备军的军团系列。吉本声称，近卫军是“从意大利青年中挑选出来的精英”[63]。最初，近卫军主要由在北部意大利征召的志愿者构成，但也会在罗马化程度较高、富裕的地区招募[64]。近卫军服役期短，军饷高于军团，且驻扎罗马等，对意大利人一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65]。哈德良在位期间（117—138年），近卫军仍然以意大利人为主[66]。据记载，在近卫军创立初期，曾有一些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在军中服役。奥古斯都害怕这些外邦人造反，便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其发配到某个岛屿上[67]，进一步“净化”了近卫军。帝国历史上，2世纪末之前的多数元首、皇帝对近卫军的资格人选非常重视，一直不愿意放松标准，突出了“精心挑选”的原则，以确保近卫军的“纯洁性”。据统计，在公元一二世纪，近卫军官兵中意大利出身的比例达到了86.3%[68]。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近卫军中服役是意大利人的特权。随着罗马—意大利人参军积极性的减退，近卫军也和军团一样，加入了一些非罗马—意大利籍的、所谓蛮族士兵，到近卫军服役不再是特权的标志。近卫军构成发生颠覆性变化是在塞维鲁斯当政期间。塞维鲁斯“以帝国边远地区的蛮族部队士兵，取代了原有近卫军的官兵。”[69]正式结束了近卫军由意大利人构成的历史。

近卫军兵员结构曾经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先是帝国心脏地带兵员为主，后来在近卫军中服役的“外人”逐步增多。近卫军兵员结构发生第一次较大变化是在克劳狄统治期间，克劳狄曾在意大利以外的Anauni地区征召近卫军士兵。接下来，维特利乌斯在位期间，以自己亲信部队日耳曼军团官兵重新组建了近卫军；塞维鲁斯则用自己的潘诺尼亚（Pannonia）军团官兵组建近卫军。塞维鲁斯以降，近卫军的士兵来源呈多样化趋势，例如，从城市消防大队[70]、城市警卫队、军团士兵等军事单位抽调兵员充实近卫军。然而，近卫军构成发生根本性的质变是在塞维鲁斯统治时期。鉴于近卫军“拍卖帝位”，罪不可赦，塞维鲁斯执掌权柄后解散了这支近卫军，将近卫军的征兵范围扩大到西班牙、马其顿等地[71]。塞维鲁斯彻底颠覆了在意大利招募近卫军的传统，以罗马化程度并不高的多瑙河地区军团服役4—9年的官兵取而代之。塞维鲁斯彻底改变了近卫军的兵员构成，与传统意义上的近卫军相比，此时的近卫军官兵与罗马—意大利之间的关联已完全淡化。3世纪以后，近卫军的征召方式与军团士兵的招募方法已无二致[72]。

奥古斯都建立近卫军的用意如何？狄奥·卡西乌斯的评论颇有说服力：奥古斯都建立近卫军“的真实意图是要建立君主制”[73]。就定性分析而言，狄奥·卡西乌斯的分析切中要害——只有君主、皇帝才需要近卫军，奥古斯都前后的历史均可以证实这一点。然而，除了奥古斯都本人的主观因素之外，外在的客观要素也应有所关注。近卫军的组建是帝国初年一件大事，在共和国遗风依然浓烈的背景下，能否得到对共和国颇有留恋之情的罗马人的认可，是奥古斯都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同时，共和国末年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冲突、内战、杀戮，使奥古斯都意识到了组建这样一支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古典史家并未给我们留下奥古斯都组建近卫军真实动机的记载。但共和国末年内战的血雨腥风，以及那个充满杀戮、暴力岁月的历史教训，尤其是恺撒殒命元老院的事实，当时的罗马人记忆犹新。近卫军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吉本在论述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时指出：“那个狡猾的暴君（指奥古斯都——引者注）感觉到法律也许能起一点装点作用，但显然只有军队能实际维持他篡夺来的统治，于是建立这一支强大的禁（近）卫军，随时用来保卫他的人身安全、威吓那些元老、并用以防止或尽快摧毁刚露头的反叛活动。”[74]史实表明，奥古斯都组建近卫军的原因，一是源于帝制的确立和保全自己身家性命；二是通过近卫军确保皇权的绝对性、威慑力，以及对各种不测势力的防范。近卫军作为驻扎意大利、罗马的唯一一支武装，且“按照公务的规定永远是处于戒备状态的”[75]，足以“让庞大首都拥塞在街道上的民众闻风丧胆”[76]。现代西方学者则认为，奥古斯都在罗马城驻扎近卫军，目的是通过武力控制和平息罗马民众的任何反抗活动[77]。因此，出于维护自身和皇室安全等方面考虑，对罗马城所有人的武力震慑与威慑力，凸显军队的镇压和防范作用，当是奥古斯都组建近卫军最根本、最真实的原因。

奥古斯都对于自身安全格外重视，除了新创建的近卫军之外，他还拥有一支“贴身保镖”性质的“日耳曼卫队”[78]。日耳曼卫队也是一支训练最为有素的精英部队，奥古斯都、提比略，以及哈德良直至其后几个世纪都是如此。在朱里奥—克劳狄王朝，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及其任命与近卫军有所不同，并不像近卫军长官那样有严格年资、出身等限制，有的是皇帝从其他部队任命的，有的甚至是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指派的，被释奴、角斗士都可能被任命为这支骑兵卫队的指挥官[79]。

日耳曼卫队伴随奥古斯都左右，可以认为，日耳曼卫队也是奥古斯都汲取共和国末年内战教训的产物。奥古斯都在多方面顾及罗马人对共和国的情感，没有贸然将近卫军驻扎在罗马城，他本人只称元首，不称皇帝。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奥古斯都并未大张旗鼓地组建这支皇家卫队。这支军队即使在罗马城内执勤，也不着军装，只穿着罗马人日常的托袈，与普通罗马公民并无异样[80]。罗马城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普通罗马人装束的近卫军不招人注目。如此装束能够避免罗马人的反感[81]。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可谓用心良苦。和创建元首制一样，既需要“掩人耳目”，也要让这支鹰犬部队发挥作用。

作为近卫军前身的共和国将领们的卫队，与奥古斯都创建的近卫军有本质区别。共和国时代的私人卫队纯属私人性质，往往带有临时性或应急性，由军事将领、首领自己出资供养。奥古斯都则把近卫军的设置国家化、制度化、常设化，而且近卫军的各项费用由国家承担，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82]。此外，近卫军的建立，属于奥古斯都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军队建制方面，奥古斯都在罗马建立三支非同以往的部队：消防队、城市卫队和近卫军[83]，其中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是近卫军[84]。这三支新组建的军队驻扎罗马城，彻底颠覆了罗马人恪守的传统。但近卫军与消防队、城市卫队截然不同，是一支日后可以开赴疆场、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军事意义远大于另外两支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