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介引”类离合词研究综述

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着这样一些离合词，如“见面、着迷、拜年、辞职”，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一般需要用介词介引与离合词语义相关联的间接论元，我们称之为“介引”类离合词。“介引”类离合词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离合词，也称“关涉”类离合词，是由李春玲（2016）在其《“见面”类离合词及其准构式语言接口研究》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她指出：“双音节动宾式离合词“AB”中有一类‘词’，在语用‘编码→解码’过程中，需用介词介引与离合词语义相关联的间接论元，形成‘Np+Pp+Vp’结构，我们把具有这一特征的离合词称为‘关涉’类离合词。”这类离合词使用频率高，使用规则灵活，是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但目前学界对这类离合词的研究还很薄弱。留学生在习得该类离合词的过程中偏误频出。因此，有必要对已有研究做一综述，以便更全面地了解目前该类离合词的研究状况，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启发和突破口。

鉴于对目前研究的初步考察，我们拟从“介引”类离合词的相关本体研究和相关教学研究两方面入手进行总结与归纳，具体可参看如下（图1）：

1．“介引”类离合词相关本体研究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对“介引”类离合词进行过专门讨论的专著和论文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用介标“介引”离合词相关成分的研究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的，缺乏系统的论述。目前学界对此类离合词的本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分类、成因、语义、配价、相关变体形式及其介标等六方面的论述。

1.1 相关分类研究

关于“介引”类离合词的类型，一些学者从搭配的介词、自身的语义特征、支配的论元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1.1.1 根据搭配介词分类

“介引”类离合词根据所搭配的不同介词，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元莲仙（2010）曾对初中级词汇中受事只能由介词介引的离合词按照所用介词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用“替、为、给”介引的离合词，如“道歉”“鞠躬”“敬礼”；二是用“跟、和、同、与”介引的离合词，如“动手”“告别”“结婚”。陈昌来、胡建锋（2003）也按介词的不同将动词分为四类：1）用“替、给、为”介引的，如“拜年”“让座”;2）用介词“跟、和、同、与”介引的，如“搭腔”“道别”;3）由介词“向/对”介引的，如“道歉”“告状”;4）用介词“在”介引的，如“安家”“采风”。四类均能构成“N1+Prep+N2+Vp”格式。

1.1.2 根据语义特征分类

“介引”类离合词也可根据离合词自身的语义特征，分为不同的类型。袁毓林（1989）根据其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将准双向动词分为两大类：协同动词和针对动词。饶勤（2001）在此基础上，将“双向”改为“协同”，指出离合词主要有三类：1）具有［+协同性］的离合词，与事要由介词引出；2）具有［+指向性］的离合词，与事或者对象也要由介词引出；3）具有［-协同性］［-指向性］的离合词，既有施事格，又有受事格。

1.1.3 根据支配论元分类

“介引”类离合词还可根据所支配的论元，分成不同的类型。李春玲（2009）、范晓（2014）根据离合词所联系的施事和受事，将不及物的二价动宾离合词分为两种：一是“二价针对动词（如‘鞠躬’‘道歉’）”，联系的与事为针对对象，通常由介词“给、为、向、跟、对”引入与事置于状语位置；二是“二价互向动词（如‘结婚’‘见面’）”，联系的与事为协同对象，通常由介词“跟、同”引入与事置于状语位置。

从介词或由介词联系的论元入手进行的分类，事实上也是由离合词本身的语义特征决定的。由此，“介引”类离合词大致可分为两类：1）针对动词，由“替、为、给、向、跟、对”介引；2）互向动词，由“跟、和、同、与”介引。

1.2 相关成因研究

“介引”类离合词需用介词介引与其语义相关联的间接论元，这种形式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动因，对此，各家众说纷纭。

1.2.1 受插入成分限制

周红（2001）曾指出：“动宾式动词的扩展情况同能否带宾语有一定的关系，扩展能力越小，作为词的资格越大，对句法结构的干扰就越小，从而带宾语的可能性就越大。……若一个词中间可以较大范围地插入有关成分，那么就限制了它再带宾语，宾语只能通过介词引进。”叶蔚蓝（2006）观点与之相近，也指出：“有的能直接带宾语的AB在插入成分后，原来宾语位置上的论元只能前加介词标记化，并移至AXB前作状语。”

1.2.2 受对象或受事个数限制

饶勤（1997）在论及“离合词中的‘V’涉及人”这种扩展形式时，以“见面”为例，指出“为了把受影响的人表示出来”，可以使用离合词的嵌入形式，“也可以用介词把涉及的对象提到‘V’前边去”。陈昌来、胡建锋（2003）则认为：“汉语中还有极少数动词，涉及两个受事（N2），但两个N2都不能在宾语位置上，其中的一个可以直接进入句子，另一个必须经过介词的介引才能进入句子，因为其中的一个N2可以直接进入句子，构成格式B:N2+N1+prepN2+Vp（如‘交底’‘露底’）。”他还指出若两个“Np”都指人时，为区分施事、受事等语义关系，其中有一个“Np”也必须用介词介引。麻彩霞（2005）也认为：“当需要指出这种离合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涉及的对象时，可以用介词引出，而且和这种动宾式离合词搭配的介词一般是比较固定的。”与之观点类似的还有李果（2004）、马萍（2007）、朴庆美（2016）等。

1.2.3 受语义自足影响

石彦霞（2004）曾指出采用由介词引进受事的方式，是因为二价支配式动词语义的自足性；华莎（2003）也提出：“如果语义和句法上需要带上另一个名词性成分（可以是与事、对象、原因等格）时，则要借助介词来引导”;马萍（2007）的观点与之类似。而饶勤（2001）、柳景珠（2011）则认为由于离合词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含有一个降格宾语，使得其名词性成分必须由介词引到离合词前充当状语。

对于“介词”类离合词的产生动因，就目前研究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离合词中间插入成分后，带宾语的能力降低，需前加介词介引宾语；2）离合词涉及两个受事或对象时，其中一个需用介词介引以区分语义；3）离合词语义的自足或已有宾语。

1.3 相关语义研究

“介引”类离合词与介词进行搭配、互选，很大程度上受到语义的影响。对该类离合词的语义探讨，学界的研究还不太全面。袁毓林（1989）认为部分准双向动词具有［+双向性］的语义特征，部分准双向动词具有［+指向性］的语义特征；饶勤（2001）认为离合词具有［+协同性］语义特征或［+指向性］语义特征时，与事或者对象要由介词引出；杨玲（2001）也指出由于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带有“互向”特征的动宾式动词不能再带宾语，而只能使用“跟、和、同、与”等表协同义的介词介引宾语；李春玲（2009）从离合槽的角度入手，说明了能够进入［（主语）+介宾短语+AB］格式槽中的离合词一般具有［+针对］或［+协同］的语义特征。

就已有研究而言，由介词介引的离合词具有［+协同性］或［+指向性］或［+针对性］等语义特征，但目前的研究范围较小，尚不充分，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1.4 相关配价研究

在“介引”类离合词中，介词所介引的成分到底是不是动词的直接支配成分？是不是动词所联系的论元？石彦霞（2004）认为：“应该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其是否为配价成分。如果去掉介词宾语，整个主谓结构是语义自足的单位，则介词宾语不是配价成分，否则相反。”但对此，各家意见不一，关于“介引”类离合词的价次，也产生了分歧。

1.4.1 一价动词

吴为章（1996）认为：“由词引进的有标记名词性成分，亦即介词的宾语尽管与动词有这样那样的语义联系，但是，它在结构中不是动词直接关联的支配成分，而是介词的支配成分，不能成为动词的‘价’。”所以他会把诸如“敬礼、发誓”等动词看作单向动词，也就是一价动词。饶勤（2001）也将具有［+协同性］语义特征和［+指向性］语义特征的离合词视为一价动词，是由于该类离合词涉及的与事格常由介词引导，没有占据主语或宾语的位置，只是一个“可有成分”，而不是一个价。

1.4.2 二价、三价动词

袁毓林（1989）、王玲玲（1995）也注意到诸如“结婚、吵架、说情、道歉”等词的配价问题，认为这些动词是“准二价”的。原因是这些动词强制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在句法上与之同现，离合词在结构上的特殊性使得其中的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由介词引出，被介词引出的名词性成分是个“准价”。但范晓（2014）根据语义配价的数量（联系多少个论元），认为需用介词介引的这类离合词为“二价动宾式离合词”，与之观点类似的还有单宝顺（2009）。陈昌来（1998）从语义关联上进行分析后指出：“不及物动词除关联主语外，还必须关联另一语义成分，这个语义成分或通过介词‘和、给、为、替、拿’等引导于动词前，或与主语合为一个句法成分，句子在语义上才完整，句法上才站得住。因此，该不及物动词或是二价动词，或是三价动词。”

1.5 相关变体研究

为了满足语用上的需求，汉语中常常是多种相关形式并存，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意思。“介引”类离合词也存在多种相关形式，但对于哪个是原式，哪个是变式以及二者之间的转换关系，学界仍有诸多争议。

1.5.1 “介宾结构”作补语、“领格宾语”形式

除了作状语，“介宾结构”也常用来作补语。金锡谟（1999）就曾提到“介宾结构”作补语的转换形式，但也指出不是所有离合词都可以适用两种形式，可作补语的形式较少。

有时也将宾语插入离合词中间成为“领格宾语”。赵元任（1979）把表面上的领属性修饰语实际上代表动作的对象的成分叫作“领格宾语”，如“打他的岔”“帮我的忙”。李桂梅（2009）也提出：“领格宾语构式中有一部分可以用介词对N进行提取，转换成介词表达式。”如：“操我的心”可转换成“为我操心”。柳景珠（2011）说明动词涉及的对象为对象宾语时，指出对象宾语大都可以用介词引到离合词前充当状语，有的可以插入离合词的中间。鲍艳彤（2013）也认为极个别的离合词可以直接带宾语，“而大多数的离合词需要接宾语的时候都要将宾语成分插入到离合词语中（如‘帮小王的忙’），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借助介词将宾语成分前置在离合词前面，如‘给小王帮忙’。”

还有的离合词具有“介宾结构”作补语和“领格宾语”两种变体形式。李果（2004）指出有些离合词是及物动词，“宾语一般借助于介词放在动词前，或放在离合词中间。……也有个别放在动词后边的，也需借助于介词，”但这种情况很少。孟雯（2009）也认为：“当离合词中的‘V’涉及人时，为了把受影响的人表示出来，要用离合词的扩展式……‘VO’结构的离合词原则上不能带宾语，我们就得用介词把涉及的对象放到‘V’前边去……如果‘O’和‘B’有领属关系……我们就必须使用‘V+B+O’的格式。”

1.5.2 “动宾式离合词带宾（‘VO+O'）”形式

与介词介引离合词形式关联性最强的，应属“动宾式离合词带宾（‘VO+O'）”形式，还有一部分学者对“动宾式动词带宾”“动宾式短语带宾”形式进行了研究，三者实质上无异。施茂枝（1999）就曾指出：“述宾结构的非离合词、离合词、短语三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只是在离的频率大小、自由程度、方式多少上存在差异。”目前此类研究较为丰富。

部分学者认为“动宾结构带宾语”形式是由“介宾结构”转化而来的。陈垂民（1995）就曾指出：“动+名+名”的结构形式是“从别种结构转化套构起来”的，如“汇款大陆”是从“向大陆汇款”转换来的。邢公畹（1997）也注意到新闻标题中出现了大量的这类形式，并指出“标题句里的宾语，在这里是放在动词之前的一个加介词的介词组，这才是正常说法。”之后，汪惠迪（1997）、华玉明（1997）、罗昕如（1998）也指出新的“动宾式动词带宾语”格式的产生为原有格式（即“介词”介引格式）提供了一种同义表达手段，进而丰富了语言表现手段，扩大了语言的表现力。与之观点类似的还有卢传福（1999）、陈贝（2003）、叶蔚蓝（2006）、周上之（2006）等。但也有学者与之观点相反，周红（2001）就曾根据语义关系，指出：“某些介词引出对象、目的、处所等的介宾结构，位于‘动宾式动词’之前组成‘介词+宾语+动宾动词’格式，可以看作‘动宾动词+宾语’的一种变换式。”

事实上，“动宾式离合词带宾”除了与“介词介引离合词”形式相关外，同“动宾式动词+介宾结构”也有语义上的转换关系。施茂枝（1999）、杨玲（2001）、刘春卉（2003）等认为“述宾动词带宾”是与借助介词前加状语或后加补语的格式表示同样意思的平行格式；李军华（2007）也指出：“‘Vn+O’式跟其他两种格式——‘Po+Vn’式或‘Vn+Po’式形成一种同义表义手段，但后两种格式无论是状语还是补语，都是由‘介词+宾语’构成的。”王燕明（2009）则认为，“‘离合词带宾语’有三种方式：直接加宾语、‘V+代+（的）+O’格式和介词介引宾语。”

“介宾结构+离合词”“动宾式离合词+介宾结构”“动宾式离合词+宾语”“领格宾语”四种形式在语义上既有交叉也有不同，使用过程中极易产生混淆，对于四者的语义构成及句法制约，学界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1.6 相关介标研究

“介引”类离合词中的介词具有介引离合词论元的功能，但并不是所有的介词都适用于该类离合词中。根据介引离合词的不同，选用的介标也不尽相同。

金昌吉（1996）、傅雨贤等（1997）、陈昌来（2002）、张赪（2002）、刘丹青（2003）、张旺熹（2004）等都对介词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陈昌来（2002）的《介词与介引功能》一书，在介词语义方面的研究对“介引”类离合词的介标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介引”类离合词的考察，我们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介词主要有以下几类：

1.6.1 “对”类介词研究

“对”类介词是指用来介引对象的介词，也可称为“对象”类介词，主要有“对、向、给、跟”等四个。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进行的。

（1）共时研究

共时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如周晓林（2001）指出“对”和“向”有共同的义项——“指示动作对象”，并对二者的语法结构、搭配成分、句法位置进行了比较和分析；逄洁冰（2013）则基于对二者语法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对”和“向”语义、用法上的异同；李杨（2007）从句法、语用上的使用限制条件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着手，分析了介词“跟、向、对”的异同；何薇（2004）归纳了四个“对象”类介词“对、向、跟、给”的语义范畴，总结了各自的独特用法；周颖（2009）则从句法和语义角度对“给、跟、对、向、为”等五个介词做了描写和对比。此外，从认知角度和类型学角度的多以对“向”的研究为主，如储诚志（2000）、柯润兰（2006）、张彧彧（2015）、崔希亮（2016）等的研究。

（2）历时研究

历时研究主要是从语法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如周芍、邵敬敏（2006）对介词“对”产生的历史条件、语法化的源头以及三个义项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马贝加（1999）描写动词“向”到介词“向”的虚化线索，并探讨表示处所的“向”的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史冬青（2008）基于对介词“向”语法化过程的考察，说明引进动作涉及对象的介词“向”由表方向的用法发展而来；张成进（2009）分析了“向”由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过程及语法化产生的句法动因和语义动因。

1.6.2 “跟”类介词研究

“跟”类介词主要包括“跟、与、同、和”等表示协同义的介词。目前的研究主要也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进行的。

（1）共时研究

共时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如王一平（1994）描写了介词短语“跟+名”与动词组合时的选择限制、主要类型和句法、语义上的特点；薛兰兰（2012）概括了“跟”字句的五大句式，分析了其中的句法成分、语法特征及其对应关系，并阐述了“跟”字句的八种语义类型及语义指向问题；吕娜（2013）探讨了“和”跟“与”的异同；秦晶（2007）考察了表协同的“和、同、并、连”四个词的结构用法；李炜、和丹丹（2010），陈芳（2013），蒋静（2014），李艳娇、杨尔弘（2014）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跟、和、同、与”四个介词的共性和区别。此外，从类型学、认知角度进行的研究较为匮乏。仅见的文献如刘汉武、丁崇明（2012）考察了汉语介词“跟”和越南语介词“với”，发现二者在介词短语语序和语法意义上的异同；金善姬（2012）将介词“跟”的用法与韩语助词及其语义范畴进行了对比；吴海燕、李俏（2015）分析了“and、with”与“和、跟、同、与”分别作为连词、介词时的英汉对译情况及四个介词的异同。古川裕（2000）从认知转换的角度，指出“跟”类词具有双指向性等。

（2）历时研究

历时研究的文献较少，如江蓝生（2012）对具有伴随义动词“和、跟、同”等三个介词的语法化动因、路径及其规律做了详细描述；倪峰山（2016）分析了“跟”的语法化过程及路径，并说明了其动因及机制。

1.6.3 “为”类介词研究

“为”可引进动作行为的受益对象、目的、原因、关联对象等。与“介引”类离合词关联性最强的当是介引目的及原因，目前的研究主要也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进行的。

（1）共时研究

目前与本章最相关的研究明显不足，如刘大为（1997）分析了“为”被误用的原因是将与事当成了受益者而出现在“为”的介词宾语的位置上，而陈伟琳（1999a,1999b）的意见与此相反；施琰（2010）从“为”类介词框架角度对“为”做了进一步探讨等。

（2）历时研究

祝华杰（2010）从介词“给、替、为”的虚化过程及语义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了三者的差异；康国章（1999）则从语法化角度进行了相关介词的研究；王佳（2011）考察了明代语法中表原因和目的的介词“为”“因”的语法功能、语法意义及介引成分。

综上可知，“介引”类离合词在分类、成因、语义、配价、变体及其介标等方面的本体研究虽不平衡，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为其教学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介引”类离合词相关教学研究

目前学界对“介引”类离合词的相关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偏误教学、习得等两方面的论述。

2.1 偏误教学研究

“介引”类离合词常常需用介词进行介引，在语言表达过程中，由于语用侧重不同，决定了语言句法、语义的互动选择差异，而留学生常常不了解此类离合词的用法，由此产生偏误。目前学界对该类形式的偏误与教学研究主要是从非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及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两方面来进行的。

2.1.1 非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偏误教学研究

留学生使用“介引”类离合词时，常常产生两类偏误：一是动宾式离合词直接带宾语；二是介词错用。

“动宾式离合词直接带宾语”的偏误类型最为常见，研究也最为丰富。李春玲（2009）考察留学生使用［（主语）+介词+对象宾语/协同宾语+AB］的情况时，发现此类偏误数量较多，她剖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并针对不同学习阶段提出了教学建议。邢公畹（1997）也曾强调应纠正外国学生的这类说法，告诉其“汉语的动宾式动词，除去少数有特定意义的外，一律不能再带宾语”这一规律；孟雯（2009）、刘萍（2012）、曹水（2014）、朴庆美（2016）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或基于语料库的考察，也做过类似的研究。

“介词错用”可分为多种类型，如介词混用、位置错误、介词误加等。孟雯（2009）曾对此类偏误做过具体探讨，并将原因归为目的语负迁移、教材编写问题等，同时提出进行“对比教学”“语块教学”等建议。鲍艳彤（2013）认为没有系统讲解离合词与介词搭配的问题是留学生常出现丢失介词或是宾语位置错位问题的原因。曹水（2014）特别指出中高级阶段的学生虽知道用法，但对每个离合词搭配的介词掌握得不熟练而用错介词。朴庆美（2016）也提出留学生由于不理解用法，常常产生“不能用介词而用了介词”以及“介词选用错误”等偏误。李春玲（2016）则在分析13个“见面”类离合词的呈现状况及其准构式的形成理据和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偏误考察提出“构式-语块”的教学方法及四项建议，并给出具体的教学步骤。

2.1.2 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偏误教学研究

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习得“介引”类离合词时，常常具有不同的特点，目前针对亚洲地区学习者和以英语为母语背景学习者的研究较丰富。

（1）针对亚洲学习者的偏误教学研究

针对亚洲学习者的“介引”类离合词的偏误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韩国、泰国、日本三国学习者的研究。

肖奚强（2000）指出韩国学生常产生的偏误主要是将离合词误作及物动词，把该由介词引导的成分误作宾语，并强调教学双方应加强对离合词的特点及搭配介词的重视。元莲仙（2010）也发现在初级阶段，韩国学生常将离合词等同于一般动词，直接带宾语，遗漏介词，而在中高级阶段还会出现介词使用错误的现象，元莲仙对此给出了简单的教学设计。柳景珠（2011）则基于对汉韩动宾式离合词的对比分析及教学考察，对教学内容和练习编排等提出建议。崔智娟（2014）也对以韩语为母语者习得动宾式离合词与介词搭配时产生的偏误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并不深入。

兰海洋（2011）指出离合词多为动宾结构这一特点阻碍了它再带宾语，并通过观察语料发现中高级阶段的泰国学生经常出现直接带宾语的偏误。林恩琦（2013）发现泰国学生除了产生常常直接带宾语的偏误之外，还会产生介词错用、混淆介词等偏误，泰国学生并不清楚不同介词的区别及使用规则。

李大忠（1996）发现日本学生往往存在分不清动宾格和非动宾格、不能按能否插入其他成分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动宾格、难以掌握不同类型动宾格的句法特征等特点，但未对用介词介引离合词相关成分的情况做有针对性的探讨。

（2）针对以英语为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偏误教学研究

林朝海（2012）指出以英语为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常常将英语词和汉语词进行对译，将不及物动词当作及物动词，将不能带宾语的离合词后加上宾语，由此产生偏误，但未对教学等问题进行探讨。张小芳（2013）补充道，“还有部分学生知道离合词带宾语需要介词引入，并且介词位置是放在动词之前，但不知道具体的介词搭配，对各个介词使用情况不熟悉，”并做了相关教学探讨。针对有英语背景的学生的离合词偏误教学研究还有王俊（2011）、贾晶（2012）、李辉（2014）、刘路（2016）等。

2.2 习得研究

“介引”类离合词的习得研究主要是从习得顺序、习得策略、习得状况等方面展开的，从而为本体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指导，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

马萍（2007）基于调查问卷，发现留学生常常产生离合词后带宾语、介词选择错误等类型的偏误，认为留学生倾向于使用离合词“合”的形式，介词介引离合词形式习得情况较差。林才均（2015）基于诱发性语料与自然语料，依据准确率标准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探讨了初级阶段泰国大学生现代汉语离合词的习得顺序，大体为：重叠＞介词搭配＞插入修饰成分＞插入补语语素脱落＞V的重复＞名语素前移＞词性偏误＞插入助词，认为介词搭配的形式是较早习得的。

从宏观方面而言，目前对“介引”类离合词的相关教学研究比较全面，既涉及对留学生偏误的探讨，也有对其习得情况的论述，教学上的尝试也颇为丰富，但同时也应看到此方面研究上的诸多问题。有关该类离合词的研究综述，可以启发我们对目前的研究状况做进一步的反思和总结。

3．对“介引”类离合词研究的反思

长久以来，对“介引”类离合词的研究除了李春玲（2016）之外，尚未有系统性探讨的，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

3.1 “介引”类离合词研究的成果

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介引”类离合词虽没有明确界定，但介标介引离合词的形式已开始引起关注，对此类离合词的研究视野有所扩大，理论方法也逐渐丰富起来。

3.1.1 研究视野有所扩大

从离合词研究伊始，学者就关注到有的离合词所联系的论元常常需要用介词介引到离合词之前，该种形式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从宏观层面来看，最早的研究仅仅将此种形式作为离合词离析扩展形式的一种，但随着对离合词研究的深入，此种形式的研究也得到扩展，既有本体研究，也有教学研究，且不断增加。从中观层面来看，相关本体研究包含了分类、成因、语义、配价、变体、介标等多个方面，教学研究包含偏误、习得、教学等三个方面，范围不断扩展。再从微观层面来看，以分类研究为例，包含了根据所搭配介词、自身语义特征、所联系论元等多个方面的分类，且多是基于具体离合词的归纳与分类，视野有所扩大。

3.1.2 理论方法逐渐增加

简单的形式描写已不足以说明问题，学者开始尝试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介引”类离合词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有的学者尝试运用语义特征给“介引”类离合词分类，如袁毓林（1989）、饶勤（2001）等；有的运用语义自足性阐释该类离合词的成因，如华莎（2003）、石彦霞（2004）、马萍（2007）等；有的用配价理论对该类离合词进行描写分析，如吴为章（1982）、陈昌来（1998）、范晓（2014）等；有的基于认知理论考察介标的语义问题，如何薇（2004）、柯润兰（2006）、张彧彧（2015）等。

从方法上看，从最开始的以实体文本为基础的研究，到后来基于大规模语料库及调查问卷方式的研究，如李春玲（2009）、刘萍（2012）等；从单纯的定性研究到结合统计数据的定量研究，如崔希亮（2005）、林才均（2015）等；从对单个例词的研究到扩大考察范围的归类集中性研究，如李春玲（2016）等，研究方法不断增加。

3.2 “介引”类离合词研究的不足

“介引”类离合词研究的不足目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2.1 现有研究不平衡且不全面

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对“介引”类离合词的研究既不平衡，也不全面。从相关本体研究来看，对“介引”类离合词分类、成因、配价等方面的探讨较为全面，而从语义着手，对于语义范畴、语义特征、语义指向等问题的探讨非常少，对“介引”类离合词中介标的选用及其与离合词的互选机制、介引的论元与离合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介标隐现的条件和机制等重要问题更是很少涉及。从相关教学研究来看，留学生的偏误研究较为丰富，而对其习得顺序、习得状况、习得策略、教法的采用、学习结果的测试与评估、教材的编写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3.2.2 相关问题的探讨尚不深入

现有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虽有所扩展，但从微观来看，对于很多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以偏误研究为例，很多学者的探讨依然遵循“偏误类型→偏误原因→教学建议”的老路子，但对“介词错用”这类偏误的原因解释大同小异，大多认为受到学习者母语背景的影响，如韩语格助词和英语介词的影响，但是从汉语介词自身的特点及汉语介词与离合词搭配、互选机制进行的探讨却很少见，缺乏针对该类离合词的全面深入的偏误考察，这对教学建议的提出以及教学应用实践无疑是不利的。

3.2.3 系统性、针对性研究匮乏

“介引”类离合词的研究一直以来只是对介词介引离合词论元形式的研究，最早将“介引”类离合词从离合词中剥离出来，划定为一类的做法参见李春玲（2016）。目前对该类离合词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较早的发展阶段，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以上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也都是我们从前贤对离合词的研究中剥离出来进行分类归纳的。就目前来看，该类离合词在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系统性、针对性的研究极其匮乏，而事实上，这些离合词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共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3.2.4 理论成果与应用实践脱节

就已有研究而言，相关本体研究和教学研究都有了一些突破，但是对于理论成果如何与教学等进行衔接、理论成果如何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去等实际性问题探讨不足。经过偏误分析、习得研究提出的教学建议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些建议多是宏观的，实际操作性不强，对于一小类离合词进行具体教学设计的也仅见李春玲（2016）。而针对“介引”类离合词及其准构式之间的形成理据，尤其是该类离合词理论与实践的接口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结语

随着对外汉语事业的发展，面向国际汉语教学的各个研究领域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语言教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入，“介引”类离合词及其理论与实践接口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前贤对离合词及相关“介引”类离合词的研究成果，虽为“介引”类离合词及其语用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不能很好地结合，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主要表现在：“介引”类离合词在入境过程中与介标的互选机制、介标及其介引的论元之间的语义关系、“介引”类离合词及其构式的形成理据、“介引”类离合词的语言运用时的接口等问题均需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能为离合词的本体研究提供理论借鉴，而且对国际汉语教学更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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